陈昆麟：运河遗产向世界传递中国进取精神

陈昆麟在运河阳谷段。

　　运河申遗成功，聊城境内创纪录地拥有了世界文化遗产。

　　消息一出，运河文化立即成为聊城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陈昆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他曾任聊城市文物研究室主任，是聊城研究运河的资深专家，在他看来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陈昆麟出过对运河聊城段和山东段研究的多部专著，运河的历史和遗存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6月26日，陈昆麟随记者一起赶赴阳谷，参加本报发起的“媒体专家运河行”大型采访活动，同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了他心目中的运河以及运河申遗成功将会产生的影响。

　　◎运河聊城段特点

　　闸多，运河聊城段共有18个行船闸，目前仍有迹可循的有13个;“湾”也比较多，比较出名的有郎家湾、龙湾、戴湾;整个运河北段的最高管理机构还曾设在张秋镇。

　　记者：陈老师，您研究运河多年，并且出了多部专著，在你心目中，运河聊城段有什么特点?

　　陈昆麟：运河聊城段的特点就是闸多，包括行船闸、进水闸、排水闸等，闸的存在是北方运河的鲜明特点，北方缺水，水源不足，加上从南到北运河落差较大，所以用闸来蓄水排水保持船只顺利通行显示了当时北方劳动人民的智慧。

　　记者：您统计过运河聊城段船闸的具体数量吗?

　　陈昆麟：统计过，共有18个行船闸，目前仍有迹可循的有13个，阳谷6个，临清4个，聊城3个。

　　记者：还有吗?

　　陈昆麟：再就是“湾”多，运河聊城段的“湾”是比较出名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S型湾，湾的存在对于减慢流水速度、控制水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比较出名的有郎家湾、龙湾、戴湾等。

　　记者：这也是北方运河与南方运河的区别?

　　陈昆麟：对，北方运河和南方运河不同，北方运河有着天然的劣势，就是水源不足。运河山东段的水源补给在古代主要依靠泰莱山区，泗水、汶水两河，在明代早期还甚至用黄河水补给，但由于黄河水泥沙较多，时间一长易造成泥污沉积，对行船不利，后来就不再用黄河水，进而改为了避黄保运。

　　记者：北方运河还有哪些措施用来控制水流?

　　陈昆麟：古时候，运河两岸设有拦水闸来保证运河水源充足，还设有排水闸把运河水排到附近的河流当中，所以说，北方运河比南方运河的状况要复杂一些，南方运河充足的水源优势也给当地政府节省了人力物力，他们只是管理好船只就可以了。

　　记者：除此之外，运河聊城段还有哪些特点?

　　陈昆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清代中前期，整个运河北段的最高管理机构“都水分司”设在了张秋镇，它级别高，管理人员高至二品，直属中央机构，对运河北段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康熙年之后，才把这一机构迁到了济宁，足以看出张秋在古运河时期的重要地位。

　　◎申遗成功的意义

　　运河的产生是一种进取精神的体现，带动了运河两岸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对于宣传中国历史文明，向世界展示古运河魅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记者：陈老师，您认为运河申遗成功的意义是什么?

　　陈昆麟：运河申遗成功，无疑对全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记者：您具体谈谈吧!

　　陈昆麟：它对于提高大家对古运河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来的时候，大家一提运河可能就认为它是一个小河沟，大家对此也并不重视，而现在大运河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而且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这对于提高普通民众乃至政府部门对运河的认知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大家可能会因为它成为了世界遗产而变得更加珍惜它。

　　记者：还有吗?

　　陈昆麟：此外，运河申遗对提高运河本身的知名度及沿运河城市的知名度，运河沿岸主要乡镇，主要景点的知名度等都有重要意义。

　　记者：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是否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陈昆麟：从目前来看，我们大家对于运河的保护和利用主要还存在认识不足等问题，目前我们也仅仅是依靠文物部门来进行保护，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目前保护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仅仅是文物部门对一些运河沿岸设施、码头等进行保护，这也显示出运河保护的狭隘。

　　记者：确实是这样。

　　陈昆麟：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个运河河道进行保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相信会有十足的变化。

　　记者：您还能具体说说吗?

　　陈昆麟：如果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对中国运河的发展史、水利史，包括运河自身的各种设施建设史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就是借鉴了古运河时期上下闸的建设智慧。

　　记者：您认为最大意义是什么?

　　陈昆麟：运河的产生是一种进取精神的体现，比如各路商人在运河两岸建立的会馆，伞棒舞、山东快书的产生等，这里面有包容、有进步的思想，也正是因为这，才带动了运河两岸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进而产生了无数的文化遗产;它对于宣传中国历史文明，向世界展示古运河魅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对于合理开发运河旅游带来了契机。

　　◎如何保护和利用

　　无论是孩子还是官员，都要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让他们了解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文物不被破坏，进而发挥它的价值。

　　记者：运河申遗成功后，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陈昆麟：大运河申遗虽然已经成功，世界又增添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但我们要想真正地让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土地上发挥它的作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包括从上到下的文化认知水平的普及。

　　记者：您具体说说吧!

　　陈昆麟：现实当中我们能做的大致有这么两点。一是把大运河被世界文化遗产组织认可的地方保护好，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改造，在不破坏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不能让遗留下来数百年的运河文化消失，增加运河的厚重感和文化味道。二是要增加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来提高运河的吸引力，深挖运河的含义，做足运河文章，各级主管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通过不断地调查和论证，提升和带动大运河带来的旅游价值和综合能力。

　　记者：运河申遗成功后，您认为会发生哪些改变?

　　陈昆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提升了大运河的级别，这对于提高全民对大运河的认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上面我们也说到，原来我们可能认识不到，或是认识的没有那么深入，还有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意去认识它，而现在因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头让大运河发生了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它不仅得到了国内的认可，还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大运河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文化遗产。这里面的变化是明显的。

　　记者：对于运河遗产的保护是不是更有利?

　　陈昆麟：不仅仅是大运河，目前各类文物保护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当它们被列为地方保护单位或省级保护单位、国家级保护单位之后才慢慢地被人保护利用起来，相反，以前却认识不到。

　　记者：目前，国内文物保护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呢?

　　陈昆麟：目前来看，即便是保护，也仅仅是局限于把文物单位圈起来消极保护，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积极的政策引导大家去爱护文物、保护文物，发挥它的最大价值。目前我们的文物保护还面临着个别群众个别领导机构认识不足的问题，乱拆乱建等问题比较突出，文物破坏十分严重，这在国外是十分少见的。

　　记者：是啊，现在情况似乎也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陈昆麟：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投入越来越大，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文物管理机构的级别提高，可以说我国的文物保护现状逐渐走向“春天”，但要想真正地保护好文物，利用好文物，根本上还是要提高国民的素质。无论是孩子还是官员，都要通过提高自身的素质，真正地了解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文物不被破坏，进而发挥它的价值。

　　（记者 亚杰 金松 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