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摄影史》一本让聊城骄傲的书是这样完成的

　　这本书分量有多重?

　　既为水城存史

　　又为聊城正名

　　全书516页，从两三万幅照片中遴选照片2514幅，时间跨越百年。其中很多照片，一般人没见过。

　　“书没编完，有人看到草样后告诉我，老段，有些照片放在这里太屈才了。”《聊城摄影史》编纂者、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段培坤告诉聊城晚报记者，“的确，有些照片完全可以单独制作成一本画册，但那就不是摄影史了。”

　　这样的一本书，分量足够重。

　　不仅如此，与一般的编年史不同，这本书根据照片性质等要素，设置八编外加一个大事记、一个附录。前四编属于摄影的分类，分别为商业摄影、纪实摄影、新闻摄影、艺术摄影。后四编属于与摄影有关的内容，分别为摄影器材、摄影组织、摄影活动、摄影人物。

　　“与其他摄影史类的书籍相比，我们这本书，更侧重于对珍贵照片的收集整理，而不仅仅是理论研究。”刘继孟说，“《聊城摄影史》的出版，将会真正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刘继孟举例说，该书收录的海源阁遭洗劫的照片、抗日战争前后外国人在聊城拍摄的大量反映旧中国穷困潦倒的照片以及上世纪30年代聊城发大水的照片等，完全就是历史的真实再现。聊城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能了解到旧社会聊城人民的悲惨命运和痛苦生活，也能看到聊城人民英勇抗日的雄健身姿。“不忘过去苦，更感今日甜”，看到这些照片，我们也能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刘继孟看过《山东摄影史》，“那本书的开头就说，1906年以前，山东省有照相馆六处，分布在青岛、济南、烟台三地。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刘继孟说，实际上，咱们聊城1900年就建立了第一家照相馆。虽然京杭大运河后来逐渐停航，但在当时，仍有一些船舶在阳谷、东昌府、临清经过，南北方的货物也有不少在此汇集。当时的聊城，发展情况其实还是不错的。在1910年，临清也有了照相馆，很长一段时间，聊城的照相馆就主要集中在古楼老城区和临清两地，照相馆多，拍照的人也多。

　　“北京最早的照相馆创建于1892年，我们聊城的照相馆比北京晚了8年。但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依然可以说，聊城的照相馆创建时间较早，规模也并不小。因此，这本摄影史，也是对聊城摄影发展史的一个真实体现。”刘继孟说。

        编这本书的为什么是他？

        习惯好人缘佳 好友倾心托付

　　一本《中国摄影史》，是英国作家泰瑞·贝内特2011年写完出版的。

　　26日上午，在老摄影家协会，提到这件事，几位老摄影家自嘲：中国的摄影师，偏重于按快门，但疏于写作，最多就是写寥寥数字的图片说明。包括许多摄影评论，都是由美术评论家兼职的。

　　他们的这些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至今少有摄影史专著。

　　那么，为什么《聊城摄影史》就能编纂完成?听到这个问题，几位老人的答案出奇一致：因为我们有段培坤。

　　段培坤，聊城市老摄影家主席，今年已经75岁。从2006年决定要编《聊城摄影史》，他走过了8年多的照片收集过程;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编纂环节至今，他又经过了两年的伏案苦修。

　　“我们出去玩，他不去，一个人待在小屋子里敲键盘。为了怕人打扰，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为了赶时间，刮风下雨他也少有间断。很多次，晚上10点多了，才看到他回家。”在几位摄影家老朋友心里，这几年，为了这本书，段培坤付出了太多。不过，冥冥中，也似乎这本书注定由他来完成。

　　那么，为什么是他?

　　一凭段培坤多年来的好习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拿起相机第一天起，段培坤就有一些别人少有的习惯：每天拍了什么，用本子详细记录下来，相关的照片或胶片也粘在一起。这些年，这样的本子已经积攒了太多。

　　这些积累也锻炼了他良好的记忆力，“一些照片，我们都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他还记得，你要不信，他能找出本子来，上面详细写着。”刘继孟说。

　　段培坤另一个好习惯是，对照片注意分类，有些照片当时看似没用，但他坚持留着。段培坤说，这一习惯其实要归功于李士钊先生。

　　李士钊(1915-1991)，久负盛名的聊城名家，不仅智慧胆识过人、文采斐然，还有着非凡的音乐天赋，他曾考入全国唯一的音乐院校国立上海音专。抗战时参与创办华北解放区《抗战日报》，后回到家乡，跟随范筑先将军做了战地记者。1949年后，曾任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后因编写《武训画传》被划为右派，蒙冤二十年。此后数年，为武训正名积极奔走。

　　李士钊与段培坤的岳父是世交，与段培坤本人则是“忘年交”。段培坤至今记得，有一次李士钊告诉他，“你出去拍照，要像割草一样，有用的没用的都要搁到篮子里，回去之后再整理。有用的放到篮子里，没用的也别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到了。”

　　“现在想想，他的眼光看得真远。”段培坤说。

　　这本书要由段培坤来完成，二凭他的好人缘。

　　在周围人眼里，段培坤值得信任。所以很多人需要翻拍照片时，总会找到他。很多有心的摄影名家当初保存的珍贵照片，最后也都放心地交给了他。

　　多年之前的一天，一位原聊城师范的老师找到段培坤，想让他给他翻拍几张照片。段培坤一看，是当年海源阁被盗抢后，杨家请人拍摄的珍贵照片。如获至宝地给人家拍好后，段培坤自己把胶片存了起来。这样的经历，让他自己积攒了不少老照片的影像。此外，聊城这些年组织的摄影展览，他几乎一场不落，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存下了不少老照片。

　　由他写这本书，三凭两位好友的嘱托。李士钊曾不止一次对他说，希望他能留心整理照片，争取出本摄影专著。这些话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不仅如此，李士钊生前还曾带他去找季羡林先生翻拍相关图片，并把自己珍藏的一部分照片转交给他。

　　2006年4月的一天，长期从事摄影工作的好友徐佰喜，一大早从临清赶到聊城，找到段培坤，让他编聊城的摄影史。

　　见老朋友推辞，徐佰喜很认真地说，“你要是不弄就没有人弄了，以后更没人能弄得起来。”

　　在徐佰喜的鼓励下，段培坤决定试试。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聊城市老摄影家协会会长邱笑，邱笑对此事十分支持。

　　后来，徐佰喜和段培坤商定以市老摄影家协会的名义操作，争取了聊城市史志办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几次开会商讨。最终，编纂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段培坤身上。

　　于是，一本书就这样和他紧密联系在一起。

　　编这本书有多难?

　　为照片跑断腿

　　73岁又学电脑

　　确定编这本书，与编成这本书，中间隔了8年。

　　8年是一段琐碎的照片收集过程。为了好照片，段培坤曾辗转联系到李士钊家人，两赴天津李家，翻拍珍贵影像。为了照片，他曾奔波北京、德州、泰安多地。聊城的各个县(市、区)，更是来回跑。只要知道哪里有了有价值的照片，他一定要去看看。

　　2014年，段培坤通过查资料得知，聊城当年的新华照相馆是由泰安人史庆亭在聊城光岳楼东路南22号开设的。为了找到一张史庆亭的照片作为史料，段培坤一个人乘车去了泰安。“一早坐7点钟的车，因为不知道路，早下了一段，我徒步走了10多里地才到那个村子找到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说，没有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只有两张遗像，于是我就拍了两张遗像的照片回来了。”

　　八年的时间，有100多人向他提供了大量聊城的老照片，加上他自己的留存，初步估算得有两三万张。

　　但有了照片只是第一步。2013年，73岁的段培坤开始学习使用电脑。

　　“此前从没用过这东西，最初让别人帮我打字、传图片、排版。”段培坤说，“我的要求比较多，后来怕人家嫌烦，实在不愿麻烦别人了。”

　　就这样，他听人家讲解了电脑使用方法后，自己把要领记在一个本子上，回去自己琢磨，不会了再找别人请教。

　　打字、修图、排版，两年时间，这些都成了他一个人的活儿。2013年年底，聊城晚报记者去采访段培坤时，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景象：外面天寒地冻，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徐佰喜送给他的电热扇发出微热的红光，段培坤埋首于电脑前，敲打着键盘。

　　这样的景象，也留在了他众多好友的心里。

　　接受采访时，段培坤强调更多的，却是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编撰特别应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其中有老摄影家邱笑、陈明远、刘怀玉、徐佰喜等提供的大量照片，同时也有贤达名流如李士钊、谢玉琳、高文秀等人提供的多幅照片。还有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家珩教授，她把加拿大传教士威廉·史密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聊城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从加拿大带回中国，我们部分选用后，增加了聊城摄影史的深刻内涵。另外，还有刘继孟、王长福、谢玉琳、高文秀、赵洪杰、衣恒永等人，参加了本书的修改和校对工作。”段培坤说。

　　没错，在他心里，有着一大串应该感谢的人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