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老人与文籍为伴：“故纸堆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今年72岁的陈昆麟是一位文物专家，他从事文物考察研究工作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忙碌奔波，见证了聊城考古工作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自十几年前退休后，他仍没有停歇，继续致力于心爱的文化考古工作。这个重阳节，记者拜访了陈昆麟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与文献古籍为伴的晚年生活。

　　聊城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从事一线考古工作近30年

　　陈昆麟1943年生于高唐县，自小热爱文学，成绩优异，一直梦想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料高考前夕大病一场，影响了复习进度，发挥失常考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从此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8年，陈昆麟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72年，高唐县农民无意中发现了东魏房公墓，口口相传时出现偏差，被传成了“黄姑墓”。听说此事后，陈昆麟亲自赶到古墓所在地进行考察，并写信告知郭沫若这个发现，随后，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赶来进行了发掘工作。东魏存在仅十几年，存世的文物古迹少之又少，这次的发现意义重大，也正因为此，陈昆麟在考古方面的才能得到重视，于1979年调入聊城地区博物馆，成为了聊城地区第一批从事文物普查发掘的专业人员。

　　陈昆麟说，从事考古工作十分辛苦，常年要从事野外工作，由于早期专业考古人才的缺乏，仅有的几位考古人员工作量很大，聊城各县市无论哪里发现了文物古迹，他们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查，迅速研究方案，对文物进行发掘或保护。遇到规模较大的古迹，还需要长时间在当地居住，几乎没有节假日。再加上当时人们文物意识不强，他们为了保护文物古迹，需要跟当地村民等各方“斗智斗勇”，进行劝说和协商，常常忙到焦头烂额。

　　也正是因为丰富的实践工作，陈昆麟累积了大量的经验与研究成果，主编了《文博论集》《鲁西文博论丛》等，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调查报告，见证了聊城地区文化考古工作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也为推动聊城文化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

　　退休后仍与文献古籍为伴 坚持写文著书

　　2003年，陈昆麟正式退休，不用到一线进行野外工作，却也没有像很多退休老干部一样享受闲暇的晚年时光，而是开始整理早年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将他们整理发表，同时结合实践经验，翻阅历史文献，进一步对聊城地区历史文化问题进行考证和研究，陆续编著了《山东聊城段运河备览》《聊城论考》等书。

　　《聊城论考》一书集结了陈昆麟从事文化历史研究工作三十多年的的结晶，全书共长达几十万字，对聊城许多有趣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证，理论依据充足，读来趣味横生，在业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从事考古工作多年，陈昆麟写文章十分严谨，为考证一个问题，他便需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为了论证“聊城古称东昌”这一错误的说法，他先后查阅了《春秋左传注》《汉书》《元史》《东昌府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多部文献古籍，最后论证出“聊城”之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比元朝出现的“东昌”之名早了1800余年，勘正了这一谬误。

　　年过古稀的陈昆麟至今做论文仍然手写，每篇论文动辄几千字，他一边写作，一边不时要查阅各种文献古籍，常常废寝忘食，在书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他说，现如今自己做的这些都是出于对考古文化的热爱，已经完全转变为兴趣爱好，让他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满足。

　　潜心做研究，愿自己的成果能教育后人

　　在陈昆麟的书房内，几个齐墙高的书架上，各种书籍文献堆得满满当当，像一个小型图书馆，几乎每本书都有翻阅的痕迹，而这只是他藏书的一部分，有些不常使用的书被放在地下室，不时还要拿出来晾晒一翻。

　　在陈昆麟看来，做文化考古工作，必须要沉得下心，不能浮躁，不仅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还要有耐心和毅力，愿意吃苦。“自己将自己的结论推翻，从头再来，是这一行常有的事，所以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陈昆麟说，这也许正是近年来，文化考古行业年轻人才缺乏的原因，再加文化考古工作十分辛苦，收入有限，因此原因投身其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陈昆麟说，对自己来讲，钱够花就行，不用追求太多，而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聊城处于东夷部落和中原部落交汇处，因此对研究两种文化现象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也有也重要意义。我们研究文化历史，将成果写成文章呈现给读者，不仅能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家乡，也能教育后人，这种成就感远超过金钱所能带来的。”

　　至今陈昆麟已经退休12年，除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受邀开展民俗历史等知识讲座，还定期收到报刊杂志的稿约。而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一头扎进书房，与文献古籍为伴，继续自己钟爱一生的文化考古工作。“故纸堆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根本停不下来。”他打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