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发现79年前的劳工证

    这是一份1943年(民国32年5月24日)由“华北劳工协会”签发的出国出境普通劳工证。

　　劳工证主人名叫梁长珠，河北省人，时年16岁，在哈尔滨道外18道街做土木工程。

　　时隔多年，劳工证首页的人物照片仍保存完好，清晰可辨，这名留着短发的男孩一脸稚气。

　　2014年7月28日，临清市民间收藏家孙四成向记者展示了这本劳工证。

　　16岁做劳工，这不仅是日寇迫害华北劳工的铁证，也更进一步印证了侵华日军对国人的残忍迫害。

　　铁证 首页照片16岁男孩稚气未脱

　　尚未成年就被抓去做劳工，就照片而言，男孩的模样与16岁年龄仍有差距，更显稚嫩。

　　铁证如山，事实的确如此，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被抓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劳工证一共六页。时隔多年，陈旧的劳动工证已多处泛黄，一些页面虽略有破损，但整体保存完好。

　　劳工证首页，“华北劳工协会”大红印章清晰可见，页面中一脸稚气的男孩照片，很难让人与劳工一词关联在一起。

　　证页右下角，现“十六岁”的注明，更是深深刺痛着每一名见证者的眼睛。

　　劳工证尾页记录了劳功证主人梁长珠更为详细的信息：原籍，河北省梁村人;就劳地，哈尔滨道外18道街;产业中分类，土木;职业小分类，土工。

　　民间收藏家孙四成表示，这本劳动证是他几年前在聊城古玩市场上发现的。历史不容篡改，对于日寇迫害华北劳工的铁证，他收藏至今。

　　对此，孙四成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他表示，日本将所谓“劳工协会”作为掳掠中国劳工的大本营和转运站，以解决其因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国内劳力短缺，确保重点产业的开发，达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劳工协会”是杀人魔窟，大批善良无辜的中国劳动群众经“劳工协会”转运到东北、日本，从事井下采矿、挖土、修河等繁重的苦役。

　　到了战争后期，由于大量劳工输出，华北各省劳动力日益减少，加之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及其对劳工的迫害，广大农民皆已不愿再去当劳工。他们便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手段，在农村实行强制性劳工名额摊派，严令“克日供出，不得玩忽”。更有甚者，日军常常借对解放区“扫荡”之机，逮捕大批无辜百姓关进劳工集中营，强行押运出境。在集中营里，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加上饥饿、劳累和疾病，大批劳工丧失了生命。

　　背景 从华北强募抓捕劳工约350万人

　　孙四成表示，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华北劳工协会的地方机关开始是在省(道)首府及特别市设总处，于县市设办事处或分处，后来改为在省、特别市设支部，在道设办事处，在重点县市设办理分处或特别办事处。初建时，预定在北京、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和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五省共设15个支部，201个办事处。但组建并不像计划那样顺利。后来又改为在第一年度计划设立北京、天津、青岛、保定、济南、太原、开封、徐州8个办事处，在古北口、塘沽、唐山、山海关、石门等地设15个办理分处，在伪满新京和蒙疆的张家口设驻在员驻在地。

　　1943年底及1944年初，日伪政权和华北劳工协会为适应其对日本本土输出劳工的要求，对机构进行了调整，地方机关增加了天津技术养成所、石门劳工训练所、济南劳工训练所，并在日本建立了负责劳工问题的东京事务局，还在各地办事处增加了一批中国职员。1944年8月，日伪向华北各地下达了《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密令，各地伪政府组织了“筹募劳工委员会”。12月，华北劳工协会又调整了机构，在河北省设立了7个道办事处，2个办事分处，还在冀东、山海关、塘沽设立了特别办事处。

　　还在日本国内有关地方设置事务局或驻在员。劳工的抓捕、输出、遣送和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劳工输出难以继续，华北劳工协会的工作难以进行，于是华北政务委员会于1945年5月28日第146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决定解散华北劳工协会及其所属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华北劳工协会从1941年7月成立到1945年7月解散，从华北强募和抓捕劳工约350万人，随行家属155万人，送往日本的劳工约34717人。同时还在华北地区摊派劳工4500余万人次修碉堡、据点、封锁沟墙和军事设施。

　　手段 强征中国劳工或抓或骗或强行摊派

　　劳工证所显示的土工其实就是一名壮工。

　　16岁男孩成为劳工，并从事重体力劳动，对这位大男孩来说，身心备受摧残，生死难料。

　　日伪强征中国劳工，或抓，或骗，或强行摊派，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抓的劳工多数来自乡村，也有一部分是城市的青壮年。甚至北平街头，经常发生日伪军警围捕青壮年强迫做劳工的现象，有时公然在北平街头的各电影院、戏院、庙会等娱乐场所公开大抓劳工

　　诱骗。无论是大东公司，还是华北劳工协会，开始都是组织包工头和地方官员到各地城镇、乡村欺编招工，以“工资高”、“福利多”等手段，欺骗失业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充当劳工。有的还以给华北当地厂矿招工为名，当劳工集中后，再强行押送东北和日本。在骗招劳工时，早期有时工头也给劳工少量定金，但是，一旦被送到就劳地就从工资中扣除，有时几块钱的定金，几年也扣不完。

　　摊派。日伪把招工任务摊派到村镇，有钱的人家花钱雇人去顶，没钱的穷人只好自己去当劳工。有的地方新民会还组织青年志愿队到场矿参加劳动，给日军修机场、营房和军事工程。

　　抓捕。武装抓捕是日伪的主要手段。日伪军警宪特经常以“通共”、“八路嫌疑”等罪名抓捕青壮年，或什么罪名也不讲，见人就抓，然后送到劳工集中营，或送到各地劳工协会办事处收容站，然后送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仅河北元氏县，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被抓劳工1155人，有262人至今没有下落。

　　在井陉矿区，1943年、1944年抓捕百余人，1945年“不到两个月抓捕青壮年500余人”。1941年3月至1942年，日伪在华北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从根据地和游击区抓捕了200余万军民，作为“特殊劳工”。文/图 记者 许金松

　　■新闻延伸

　　输出中国强制劳工中80%以上是华北劳工

　　华北曾成为日本“在东亚劳力之供给源泉地”

　　纪念抗战60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给出的资料显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中国作为其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有上千万占领区的平民和战俘，被日军以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有计划地强掳输出和就地役使“强制劳动”，给劳工及亲属造成极大痛苦。七七事变后，华北失业劳力和饥民难民增多，日本侵略者将他们强掠从事筑路、修工事等苦役，受到非人的待遇。华北曾成为日本“在东亚劳力之供给源泉地”，向国外输出中国强制劳工中80%以上是华北劳工。

　　有关资料表明，曾经一位到现场视察的伪职员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这样记载:在该协会(指劳工协会)除数日间已病死三百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八百六十名，罹灾者(即患病者)尚有三百三十七名。除重者二百名已送传染病院，轻病者七十三名当即督率各医分别诊察……查出五十名较重者饬令送院，经研究病源，多系缺乏饮食所致。

　　资料记载，伪青岛劳工协会的劳工集中营有大港五号码头、铁山路85号、商河路及汇泉体育场等处。大港五号码头设有水牢囚禁劳工，一个水池中塞进六七十名劳工，水深及胸，混浊冰冷，惨死在水牢的劳工甚多。铁山路85号常常囚禁七八百名劳工，编号照相立档，四周设置电网，里外都有日军监守，每隔十余天或一个月就送走一批。

　　劳工常年穿着破烂，光脚，喝凉水，吃橡子面，一旦患上肠胃病就被送进台西嘉祥路3号的青岛市传染病院“隔离”。因大批劳工被送进传染病院，以致该院成了专门收容劳工之所。但日本人并非真心为了给劳工医治疾病，只不过是为防止丧失更多的为其卖命的劳动力而已。实际上，“该院情况仅以监视与大部工人隔离性质之收容，并无任何救治设备，又值本市水荒及缺乏西药，饮食、医疗，该协会与医院均难施行，致逾数百罹灾者焦头烂额，奄奄待毙，怨气冲天，令人目不忍睹”。院内还设立抽血站，进行残害劳工的罪恶活动。

　　大批饥寒交迫的劳工抽血后当场昏死过去，就被扔进死尸堆中。1943年春到1944年底，平均每日收容劳工100余人，每天大量抽血，供日军伤员输血用，每日死亡10至20人，死亡率达50%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新疆路、青海路的土坑和水沟里挖出大量劳工白骨。仅新疆路一个土坑中就发掘出十六箱之多。

（记者 许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