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纪念章揭开尘封70年的革命故事

图为张文惠的“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抗战八年纪念章” 

图为1945年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部分成员合影，最右边站立者是张文惠。现收藏于莘县红庙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纪念馆内。

图为1945年的张文惠

图为张文惠的老伴85岁的黄书梅在讲老伴的抗战故事

    历史的指针再一次指向7月7日。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开端。

　　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时间不是简单的复写，又是一个甲午年，历史因铭记而永恒。今年的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注定要在不同寻常的时空坐标中刻下新的印记。

　　铸剑为犁，放马原薮。77个寒来暑往间，硝烟散尽，但每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都会铭记苦难。今天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也是“七七”抗日纪念日，首都北京将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从7月3日开始，中央档案馆陆续公布二战时期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还原历史真相。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北地区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并用毒气制造多起惨案。

　　聊城是二战时期受害的主要地区之一，抗日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七七”抗日纪念日前夕，东昌府区梁水镇安太集85岁老人黄书梅拿出老伴生前的一枚纪念章，讲述了纪念章背后的抗日故事……

　　今年7月7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7周年的日子，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7月7日前夕，东昌府区梁水镇安太集85岁老人黄书梅，拿出了一枚老伴张文惠(张炳林)生前留给她的“传家宝”：“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抗战八年纪念章”。黄书梅说，老伴临终时一直叮嘱：这枚纪念章是他拼死一生换来的，里面浓缩着很多抗战故事，一定要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传下去。因为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所以，她要将纪念章拿出来，讲讲纪念章背后尘封的抗战故事。

    一枚不同寻常的纪念章 成为爱国传统最好教材 

　　7月1日，记者在黄书梅的家里见到了这枚诞生69年的纪念章。纪念章为圆形，内环圆形内是一个凸起的红色五角星，底色为蓝色，五角星上面一个银白色八路军骑兵呈“跃马扬鞭”的姿态。纪念章外环底色为褐色，上方从右至左铸着阳文“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左右各有一个镰刀与斧头组成的党徽，底部则是阳文“抗战八年纪念”。

　　这枚纪念章摆在普通人面前，似乎看不出什么门道。而在聊城红色军品收藏资深爱好者王炜眼里，却具有很高的价值。王炜说，这枚纪念章全称是“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抗战八年纪念章”。材质为纯银，背后刻有颁发日期1945年7月7日，编号是A0170。据考证，与这枚纪念章同一批颁发的存世量大约1000枚左右。目前，在省内收藏市场还没出现同类纪念章。

　　黄书梅说，这枚纪念章是老伴抗战八年的见证，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印在她的脑海里。老伴生前不止一次告诉家人，当时他在军区任警备参谋，负责监制铸造这批纪念章。当时，铸造纪念章的材料是铜，铸造期间，他搞了点小“特权”，拿出自己的一枚“袁大头”银元，对铸造人员说“铜质纪念章少铸一个，你用这个‘袁大头’给我铸一枚纪念章”。于是，铸造人员就铸造了这唯一一枚银质的“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抗战八年纪念章”。1945年7月7日，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向抗战八年的将士颁发纪念章时，司令部部分人员还集体合影，相片里最右边站立者就是老伴张文惠。这张照片和纪念章图片，如今被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红色首府莘县红庙纪念馆收藏。

　　王炜认为，之所以说张文惠老人的这枚纪念章珍贵，主要是因为这是孤品，是同一批次中唯一一枚银质纪念章，也是鲁西大地上的首次发现。收藏界判断一件收藏品是否珍贵，基本有三个条件：一是存世量，二是材质，三是品相。这枚纪念章三个条件都具备，地方部队发行的，发行量不大;属于银质纪念章，同批次独一无二;同时，这枚纪念章品相好。

　　另外，这枚纪念章验证了1945年7月7日冀鲁豫军区的编制、番号，见证了抗战八年的辉煌历史，是见证鲁西抗日战争的实物，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很高的革命文物价值，是传承正能量和爱国主义传统的最好教材。

    16岁从军抗日 足智多谋获取情报 

　　尽管老伴去世22年了，黄书梅老人仍对其生前讲的革命生涯记忆犹新。

　　黄书梅说，老伴临终前留给孩子三样东西：一枚“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抗战八年纪念章”、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和一张3000元存折。今年之所以将这枚纪念章告诉世人，是因为今年7月7日与老伴有太多的缘分：老伴1937年参军参加抗日战争，至今已77年;这枚抗战纪念章是1945年7月7日颁发的，距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整整8年，这八年是老伴跟随共产党浴血奋战的8年;更重要的是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这枚纪念章，能让聊城人永远记住那段日本铁蹄践踏中国、蹂躏聊城的血泪史。

　　“因为祖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姥爷在旧社会开药铺，文惠小时候家境条件相对好一点，他和哥哥分别上过‘洋学堂’和私塾。1937年，老伴16岁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范筑先的部队，后被编入抗日民族训练班。”黄书梅说，丈夫在抗日民族训练班待了3个月，就被范筑先的女儿范树琨和共产党员张维翰分到八路军阵营——堂邑独立营，后来转入八路军马颊河支队，成为该支队的指导员。

　　张文惠任指导员期间，被调入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当时赵健民任司令员。也是那时，张文惠与赵健民相识、相熟。在司令部，张文惠先后任侦察参谋、通讯参谋和警备参谋。

　　张文惠52岁的儿子张熙向记者解释说，警备参谋主要是保卫司令部安全的，站岗放哨的士兵均归其管理。通讯参谋负责电话、电报等通讯联络，侦察参谋则是探听堂邑、莘县、朝城、高唐、聊城、馆陶、邯郸、魏县等地方的敌情，很多时候是扮成普通百姓，与日军或汉奸套近乎，甚至是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便得到更多的敌情。

　　在黄书梅的记忆里，张文惠在担任侦察参谋期间，与很多盘踞在聊城各地方的汉奸队长“交好”“拜把子”，与他们“私交”非常好。他与汉奸“结拜”的帖子保存至今，上面大致的内容是，“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等类似的话。

　　他曾经与冠县闫营的土匪栾小秃(外号)的二姨太吃过饭，并经常从她那里打探到不少情报。1992年张文惠去世前，当年的一个汉奸头目不忘那份感情，伺候张文惠到临终。解放后，高唐的一个汉奸队长为张文惠送了一头毛驴，让张文惠家里农耕使用。

　　正因为张文惠善于伪装自己、机智多谋，所以曾多次只身一人到敌人统治的县城打探了很多有用的情报。

　　为抗战张家人举家搬迁 受伪军拷打兄长被割耳 

　　让黄书梅至今难忘的是，一次，张文惠在堂邑县城与汉奸在一块喝酒，突然听到一个日本兵在外“咕里呱啦”地想闯进来，他急中生智躺在床上盖上毯子躲过一劫。

　　还有一年秋天，张文惠进城侦察回来，在玉米地弯弯曲曲的小窄路上，碰到一伙伪军，因为当时玉米长得一人多高，来到面前时才发现对方。伪军大声问他“干什么的”?张文惠急中生智地说“我是你们长官的同学，找他有点事”。为此，伪军没再深究。当他钻进玉米地里跑时，伪军感觉不对劲，于是，向张文惠跑的方向放了几枪。不过，幸运的张文惠化险为夷。

　　上世纪40年代，张文惠的祖辈去世时，张文惠不敢公开陪灵。回家后不长时间，就被本村的伪军盯上，他随即跳墙逃走。张文惠参加八路军后，其父母在老家经常受到日军和特务的骚扰，在老家几乎无法立足。于是，就由东昌府区梁水镇安太集村迁居到冠县桑阿镇西南的桑桥村。当时，张文惠的岳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是邻村黄段庄的村长。

　　张文惠的哥哥张文华，194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经有一次给张文惠送信，结果被日伪政权逮住，被关进聊城监狱内。

　　敌人七天七夜不让他吃东西，并拷问他张文惠的下落，张文华就是不说。于是，敌人一刀将张文华的一只耳朵给割掉了。后来，敌人感觉张文华没价值了，决定将其活埋。当时，张文华的小学一年级同学、日伪军内部进步人士黄先生说“我埋去”，随后将张文华偷偷释放。除此之外，张文惠参加过聊城、莘县、冠县、桑阿镇、定远寨、贾镇、堂邑、博平、高唐、临清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大大小小数次战斗。

　　老英雄所在革命部队 就是聊城军分区前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番号一直在不停变化。冀鲁豫军区的前身就是冀南军区，司令部设在河北邢台威县。马本斋是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白云是政委，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即是由著名的回民支队演变而来。回民支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支著名的少数民族部队之一，具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张文惠曾担任回民支队教导队队长，与宋任穷等革命将领相识。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1943年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合并冀南军区、冀中军区和冀北军区，然后将山东聊城、德州、济南一带统一划并为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由原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冀中军区组成。到1946年8月，中央军委统一编号，决定撤销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

　　当时，原来的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全部并入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为陈赓大将。陈谢兵团(陈赓和谢富治)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太岳兵团，并成为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组成品字形大军直捣南京的首要部队。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即是马本斋的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和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

　　太岳兵团产生了很多共和国将领，1955年-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据不完全统计，从这个支部队走出来共有15名共和国中将、46名少将。包括宋任穷、杨勇、陈赓、赵健民和最年轻的上将萧华。萧华是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曾在莘县观城战斗。这些史实反映出，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是一直优秀的部队，是聊城的守护神。同时，也印证了冀鲁豫军分区第七军分区是聊城军分区的前身，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和《聊城市军事志》中都能找到答案。同时，也得到了聊城军分区政治部干事刘云龙的确认。

　　机智快速反应让人叹服 “大跃进”曾致信党中央 

　　莘县解放以后，解放军将一部分国民党兵俘虏，张文惠等负责对俘虏进行军训和思想改造。一天白天，他发现几个俘虏在交头接耳，他一靠近，这几个俘虏就停止说话。机灵的张文惠起了戒心，晚上睡觉时他在床上搭上衣服，而他却躲到墙角里打盹、睡觉。果然，当天晚上几个俘虏向他的床上连放几枪后向朝城方向逃窜。躲过一劫的他带领解放军战士追了过去，最后将那些俘虏击毙。

　　张文惠多次参与战斗，身上几乎没有伤，这反映了他的机智程度和战场上的快速反应能力。他曾给儿子张熙讲，战争起来后，若打不过敌人，势必就要撤退。撤退时，最好不要合群跑，很多人一起跑，机枪很容易扫射，导致牺牲。在躲避时，一定要听机枪的声音，一梭子子弹打完用的时间是一定的，在敌人即将换另一梭子子弹时有个间隙，此时必须抓住这个间隙迅速翻墙逃脱。

　　全国解放后，张文惠主动提出回乡务农，并拒绝了上级安排的工作。1952年，31岁的张文惠回到东昌府区梁水镇安太集村任支部书记。

　　张熙说，父亲回乡时是带着枪回家的，那个年代军人带枪就像文化人带一支钢笔一样。转业后不久，老人将枪交给了堂邑兵役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被打成右派，红卫兵称其是“特务”、藏电台，有手枪也是罪状之一。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形势趋稳，张文惠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张文惠从来没有怨言。

　　1960年，张文惠任村支书和农村高级社长的“大跃进”期间，曾决定将粮食分给困难户，并写信向党中央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文惠多次向党中央反映“文革”带来的混乱状况。几次反映问题，党中央均给予回复或回执。

　　1984年，63岁的张文惠从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1987年，他到北京找赵健民叙旧。赵健民陪着张文惠散步，回忆起以前的战争往事，两个人久久不能平静，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年代，二人的感情进一步升华。赵健民随即为张文惠写了一封信，对张文惠的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在东昌府区区委组织部张文惠的个人档案中写得一清二楚。1988年8月23日，经聊城地委组织部批准，为其办理了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书。1992年，张文惠因病去世，享年72岁。去世时，当时的八甲刘乡政府为其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来，梁水镇政府在其墓前立了石碑。

　　■记者 陈金路　　（记者 陈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