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现1942年“劳动票”见证日军掠夺中国劳工

1942年的“劳动票”，经聊城文史专家证实，是日本侵华时期日伪劳工组织印发给劳工的证件。

　　本报讯 “这张劳动票是日军侵华时期掠夺中国劳工的证据。”古玩收藏爱好者胡建东说。据悉，他最近发现的一张1942年的“劳动票”，经聊城文史专家证实，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期日伪劳工组织印发给劳工的证件，其中隐藏着日伪皮鞭下劳工的苦难经历。

　　5月13日，记者在胡先生的寓所见到了这张“劳动票”。因为年代久远，票证颜色暗黄，上面的人物照片也变得模糊不清，但票证上的钢笔字迹尚能辨识。

　　这张票证分正反两面。正面左侧部分印有竖写的繁体字——“劳动票”，号码为第05703号，证件署“中华新民劳工协会”。根据票证信息显示，票证的主人名叫赵金才，男，33岁，山东省禹城县人，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二十八日施行劳动登录，从事土木建筑业，编在“西本组”，住在“塘沽土炮台西本组宿舍”。票证反面是“雇佣解雇栏”，记录着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二十七日和民国三十三年(1944)四月一日两次登记情况。

　　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介绍说，日伪时代出于战事需要，日伪政府对中国劳动力资源进行疯狂劫掠,实行了强制性奴役和虐杀劳工政策，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曾经听老年人讲过，那时实行摊派，摊派的原则是有人出人,无人出钱。有钱的人家可以出钱免除摊派,而穷人则多被摊派,或受人雇佣替当劳工。他们被送往各地修筑军事设施、营房、道路等,或被送往矿井,从事艰辛苦难的劳役。那时没有人愿意去当劳工，日伪政府便采取了强制手段抓劳工。被抓捕的劳工一般都是壮劳力,剩下一家老小无依无靠,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高文广说。

　　高文广介绍，根据票证信息显示，票证主人当时在天津“塘沽土炮台”一带从事劳役。据资料显示，天津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招募”劳工的“兵站”，更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地之一。根据记载，1940年至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抓走的各地劳工达七万多人。

　　“日伪政府在天津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等专门组织，以天津市区为据点，从广大农村，从河北的静海、沧县、东光等县，以及山东的一些邻县，抓捕大批劳工。资料还记载，劳工被押解到车站、码头后，在刺刀、镣铐、皮鞭威逼下，一部分由铁路、海路送往伪满洲国及日本做井下劳工，一部分留在本地日军兵营构筑工事，完工后被日寇秘密处决，沉入海河。证件主人赵金才应该属于留在本地日军兵营构筑工事的劳工。”高文广说，尽管我们对这张“劳动票”主人赵金才的情况不甚了解，但是作为当年的劳工，他应该和所有劳工一样备受煎熬。他建议胡东建将这份史料妥善保存，最好能捐赠给博物馆，那样更便于收藏和发挥它的价值。

　　■记者 赵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