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还巢”

    上世纪90年代，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渐成气候，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扛着行李卷奔向东南沿海，形成蔚为壮观的“打工潮”。如今，我市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快速发展的经济正在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家乡巨大的变化正在吸引农民工“回流”。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还巢”，外出农民工的迁徙路线和生活状况的改变，正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从外出打工到回家当小老板

　　正月初八，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李玉江的小餐馆在短暂的春节假期后开始营业。餐馆是个不大的门头房，门口两侧的墙壁上张贴着大大的“福”字，映衬着小店主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李玉江29岁，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人，就在一年之前，他还是深圳一家电器公司的普通工人，大年初六就要被召回赶工，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如果加班多的话，每月能领5000多块钱，公司还给缴纳社会保险，虽说待遇不错，但那边物价水平太高，除去平时的零花钱，一个月顶多剩3000块钱。”李玉江说，这和在本地打工差别已不是很大。

　　让李玉江返乡创业的另一原因是，在外地漂泊了近10年，他始终未找到“城里人”的感觉。

　　“平时工作很忙，加上公司制度又很严格，咱这些打工的很难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更别指望在那里安家落户了。”李玉江告诉记者，他从20岁开始在外闯荡，曾干过营销员、餐馆服务员、装卸工和车间工人。2007年，他在广东惠州一家餐馆打工时曾学会一些小吃手艺。

　　“当时，我就想过有朝一日回来开餐馆，但由于没有本钱，这一想法一直没能实现。”李玉江说，直到2012年末，他从深圳辞职返乡才决定干一番自己的事业。2013年初，李玉江和妻子在聊城市区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从一名打工仔变成了一个小老板。

　　李玉江的餐馆主要经营米线、蒸包、小米粥等食品。“干这种小买卖发不了大财，可是比在外面打工还是要强一些。”对于小餐馆的收益，李玉江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言语中流露出一丝满足。

　　“在本地不管是打工还是做买卖，都可隔三岔五地回家看一看，也能为家里干些农活，但到外地打工就不同了，回家一趟很不容易，特别是春节期间，车票都很难买到。”李玉江感叹，在外地打工没有归属感，并且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他再也不想到外面闯荡了。

　　据李玉江介绍，在他的朋友或工友当中，已有不少人返乡务工或者创业，他们中有的已经买了私家车，有的已经在县城或城市里买了楼房，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今年我准备找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提升一下餐馆的规模和档次，到时会招聘一两个服务员，扩大一下店里的营业额。”李玉江说，他的孩子已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他打算把孩子从农村老家接到自己身边，让孩子在城里上学。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打拼几年攒了钱后在城市里买一套楼房。

　　“现在国家提出了要实现‘中国梦’，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孩子能够在城市里扎根生存下去。”李玉江说，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奋斗目标，他心中才会充满创业的激情。

　　“民工流”的迁徙路线图

　　聊城的南下“打工潮”是伴随我国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而兴起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海经济特区第一次创业起始，需要大批外来工。在北方人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彻底解放时，湘军、川军已经大举进入。

　　为了将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入沿海发达地区，提高农民收入，1992年，我市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机构，积极组织市外、境外劳务输出及人员培训，并且各县(市、区)也相继建立起劳务输出机构。

　　“起初，我们一年才向外输出100多名劳务工，后来，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输出人数逐渐多了起来。”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市每年输出的劳务工就已经过万。

　　除了劳务机构有组织地向外输出人力，当时农民工自发外出打工也渐成规模。据介绍，我市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深圳、东莞、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对象多为外资企业。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圳特区部分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处于关闭状态，总体使用外来劳力人数略有减少。但此时，江浙沪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已经崛起，需吸纳大量的务工人员，我市“民工流”开始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地区汇聚。之后，随着京津唐、环渤海及省内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进一步分流了我市农民工的去向。

　　2008年又是一个分水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省份出口导向型企业因订单量大幅减少而缩减生产规模，有的甚至停产倒闭，造成大量农民工因被辞退、工资太低或找不到工作而返回家乡。

　　特别是最近两年，广东、浙江等南方省份正在积极实施产业结构升级举措，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当地经济快速发展，这使得中西部地区劳务人员工资水平与沿海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

　　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310.45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63.8%，占全年纯收入的42.8%。其中，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人均纯收入为1725.74元，比上年增加505.13元，增长41.4%;外出从业务工人均收入为1499.36元，比上年增加428.36元，增长40.0%。

　　“民工流随着金钱流动，哪里工资高，有发展空间，哪里就有吸引力，农民工就会向哪里转移。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市农民工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京津都市圈，最后会慢慢向家乡转移。”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不仅反映了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趋向平衡，这是社会的进步。

　　从积极输出劳动力到高调留人

　　10年前，我市将劳务输出作为兴聊富民的一项重要战略来抓，号召全社会参与劳务输出工作，市县乡三级成立专门组织，积极开展市外劳务输出工作。然而，时过境迁，随着近年来“用工荒”“招工难”问题从沿海地区波及内陆地区，各地“抢工”现象日趋激烈。

　　“这两年，我市经济发展比较快，加上市委、市政府大力号召招商引资工作，希望在外面打工多年积累了资本和技能的务工者返乡投资创业或工作，积极支援家乡建设。”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说，虽然劳务输出工作仍在进行，但是把输出农民工作为功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不再大力宣传劳务输出工作了，而是希望本地农民工能够就近就地就业，首先满足本市企业需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首要做的不是把农民工输出去，而是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我市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创业、就业。“在2004年左右的劳务输出高峰年份，我市每年向外输出务工人员10万多人。但到2013年已降至8.5万人，留在家乡就业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称，这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从业较为集中的是制造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

　　据介绍，目前，全市在外务工人员有110万人左右，他们当中有的已从打工仔、打工妹变成了创业者、大老板，有的已成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还有些无技能、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将会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被淘汰。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结构也悄然发生了转变，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强烈渴望跳出“农门”，由父辈的“生存型”转变成“发展型”。他们把打工更多地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希望扎根城市，融入城市。

　　同时，用人单位在薪酬待遇、用工环境、企业文化、后勤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吸引了更多新一代农民工留在本地就业。这些变化对缓解我市季节性、产业结构性缺工难题，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记者 岳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