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三兄弟都是抗日好汉 一家人为抗日7天死3口
张道顺
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曾介绍他到八路军的政训班学习，让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曾经参加聊城保卫战，并在此后拿着范筑先之子范树民保存下来的枪支，继续战斗在堂邑一带;
他曾经担任冀鲁豫行署子弹长厂厂长，提供各类武器武装了万余人的队伍;
他最自豪的是，他和两个兄弟曾是当地有名的“抗日三兄弟”。
他叫张道顺。日前，他的儿子和两个侄子，均已年逾花甲的三位老先生，向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他的往事，纪念他的抗战岁月。
在这些讲述中，有三兄弟奋勇杀敌的英勇壮烈，也有着荡气回肠的家族悲欢。
徐运北送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曾听徐向前讲授游击战术
张道顺后来不叫张道顺，而是叫张程达。
名字的改变发生在1939年。
“那年年底，占领聊城的日寇及国民党伪政权曾下发通缉令，悬赏捉拿张道顺。”张道顺的儿子张一平说，当时为免遭抓捕，经地方党组织提议，张道顺就改为现名张程达。
生于1914年2月的张道顺，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偶然。因为出身贫寒，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农活，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农忙时还要到地主家做短工，以贴补家用。遇到灾荒之年或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他还到外地乞讨为生。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现实有着切肤之痛。
1936年，张道顺在堂邑县城打短工时，已经接触到早期鲁西北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在堂邑学校内已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但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接触会对他的后半生影响巨大。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很多国民党人惧怕抗日，张道顺对其鄙视有加，自然就接受了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日的理念，决心不做亡国奴，救亡图存。
张一平说，听父亲回忆，那是他曾多次寻找抗日的武装队伍，但在当时的聊城、堂邑一带，有很多杂牌的土匪武装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实际上是借着抗日扩大自己的地牌和实力，并无真正的抗日行动，如齐子修、吴连杰、栾秃子等地方武装。平时张道顺就常常受到他们的欺凌压迫，也了解他们的底细，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抗日，所以一直没有参加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土匪武装。
1938年年初，聊城的抗日斗争形势已非常严峻，当时聊城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一心抗日。在他的武装部队里，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在活动。在这支抗日武装中，有一个部门叫政训处，处长是张维翰，副处长是姚第鸿，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和赵健民也都在其中工作过，政训处实际已成为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公开活动的一个机构。
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于1938年初与徐运北取得联系，后经政训处徐运北介绍，到河北省南宫八路军开办的政训班进行学习。当时同去的约有七八十人。
张一平说，在那里授课的有东进纵队的徐向前司令员、宋任穷政委。在培训班里，张道顺系统地学习了抗日的政治理论，同时学习了八路军的游击战略战术，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对张道顺坚定抗日的决心帮助很大。而掌握了战争中的游击战术，也让他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对于张道顺来说，他的革命生涯此时才刚刚开始。
拿着范树民留下的枪
他们继续战斗
从南宫回到聊城后，张道顺受范筑先部队政训处的委派，进入了由共产党主办的培训抗日干部的聊城政治干部学校。在此期间，也是经徐运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938年9月初，张道顺在聊城政治干部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范筑先司令领导的抗日武装——民军第一路二团二营二连任连指导员。
紧接着1938年11月，就发生了著名的聊城保卫战。这次战斗给张道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他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张一平说，后来父亲每次遇到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的老战友，就常常感慨：“我们活下来太不容易了，真是捡了一条命。聊城保卫战死了那么多人，连范司令都为国捐躯了。”
张道顺所在第一路军，原是由“华北抗日义勇军”为主体被范筑先将军收编的。其司令王来贤原本就是土匪出身，后在中共鲁西北特委的争取帮助下才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的政治干部培训学校就是为了加强其中共产党的力量，才派张道顺到这支部队基层工作。没想到，这支队伍以后的发展差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在聊城沦陷后，这支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司令王来贤准备投降日寇。秘书处的贾小明也是共产党员，他获悉这一消息后告诉了张道顺。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马上脱离这支部队。当晚，两人找到了为中共鲁西特委所领导和掌握的范筑先第十支队二团团长刘致远，经刘致远逐级汇报到冀鲁豫军区领导。最终由张维翰领导的第十支队，将这支叛军消灭在馆陶北的东目寨一带。
张道顺在十支队二团工作有一个多月后，堂邑县地方党组织认为他熟悉堂邑周围对日寇斗争形势，并且在堂邑周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经地方党组织与十支队二团协商，又回到聊城、堂邑一带进行抗日斗争活动。并于1939年2月，批准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一平说，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加入党组织，不仅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责任和危险，但张道顺没有犹豫，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战斗中去，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证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张道顺的侄子，今年73岁的张之元告诉聊城晚报记者，1939年初，冀鲁豫军区在堂邑县新成立了一支小规模的抗日武装，最初只有几十个人，十几条枪。说起这十几支枪，还是当年范筑先的儿子范树民的青年挺进大队保存在当地的。这支小部队此后经常在老贾庄周围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堂邑县县大队，也就是当时马颊河支队的前身。
进入1939年9月，堂邑县有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张道顺担任了堂邑县七乡的乡长，兼自卫队长，党内职务则是乡支部书记兼区里的组织委员。在1940年初，张道顺由堂邑县委派遣到鲁西北抗大二分校(华北军政大学前身)学习。学习结业后，调入冀鲁豫行署武装部工作，主要是帮助各县成立各自的民兵武装，重点培训各县、村的自卫队长，极大地扩充了当地的民兵游击武装力量。
1941年5月，张道顺又到冀鲁豫行署武装科工作兼任行署子弹厂厂长及枪械所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向当地抗日武装提供了各类自制的地雷、炸弹、子弹。据他回忆，武装了有万余人的队伍，同时修理了各类枪械8000余支。
1943年后，抗日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日寇在临近灭亡的时候更是垂死挣扎，他经历的一次最危险的战斗是在1944年反日寇扫荡清乡时。有一次，他和堂邑县委领导与日伪军遭遇，当时日伪军派出大批部队利用合围战术，一下子包围了四个村庄，包括当时的县长、县委书记被俘了30多人。张道顺带领一部分武装队员坚守在村庄一个祠堂内，利用大量的建筑物作掩护，与日伪军激战到深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趁夜色突出重围。
一门抗日三兄弟
背后是家族几度悲欢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在这八年里，张道顺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爷爷奶奶因为是抗日家属，有家不能回，只能在外颠沛流离，最后客死异乡。张道顺的父母同样因为是抗日家属，经常被日伪军拷打审问，身体极度虚弱。张道顺的哥哥张道书，因多次掩护抗日活动，被日伪军调查拷打，致肋骨断裂久治不愈。张道顺的原配妻子也在日伪军的多次恫吓威逼下惊吓而亡，两个可爱的女儿也因为得不到照顾而于幼年夭折。
张之元说，这就是母亲后来多次提起的“七天时间家里死了三口人”的往事。
张道顺的堂兄弟张道文，也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1年英勇牺牲(已被堂邑县政府确认为烈士)。
张之元说，张道文是张道顺的亲密战友，在张道顺回本乡建立抗日武装时，张道文是积极拥护者，在抗日队伍中，他坚强勇敢，善于搞侦查，在执行任务时行动迅速，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员。1941年3月，他去侦察敌人的动向时不幸与日伪军遭遇，牺牲时年仅31岁，刚入党三个月。
另一个堂弟张道魁也因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和日伪军的欺压，在少年时代就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后运输学校政委等职。
张道顺的另一个侄子，现年81岁的张之庆回忆说，到了1944年，情况有了好转。那一年，八路军来到了老贾庄，参军的张道魁回来了，张道顺等一家人也回到家中，大家伙才在家中吃了一顿团圆饭。
张之庆抗战胜利后，张道顺除了领导当地的民兵武装抗击国民党匪军的骚扰之外，着重领导了当地的土改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服从组织决定调到河南省工业战线工作，于1983年10月去世。
张之元说，在张道顺去世之前，曾多次带着他和徐运北相见，有时是去北京，有时是在聊城。“老战友们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那时听不太懂他们说什么，不过能看出来，大家都很激动。”
(记者 赵宗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