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多份契约 记录古今往事

　　孙淮生在甄选契约。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文物修复室内,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把契约拓片便于更好保存,这八千多份契约时间从宋朝跨越到民国,从房契、地契,到分家契、过继契、婚姻买卖契等,每一份契约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为了能够将这些契约书中的精品对外展出,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特意邀请原聊城市文化局副调研员、文博专家、研究员陈昆麟,原聊城市文物局局长、研究员王宗涛,原聊城市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孙淮生和原山陕会馆馆长、研究员张竞放等聊城知名文物专家,研读并分门别类。

　　4日上午,陈昆麟和孙淮生两位文物专家正在整理、研究契约书。工作人员不时将做好拓片的契约书拿给他们看,又将他们分过类又没有做过拓片的契约书拿去做拓片。一侧的桌子上,摆放着两位专家分好类的契约书。

　　“我们做拓片做了两个多月了,做好的才2000多份,不到三分之一。”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两位文物专家告诉记者,他们目前看过的,有聊城的,也有河北、河南、陕西的,年代比较远的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康熙年间的,还有清乾隆年间的,比较近的有民国时期,还有建国后1953年的一份分家的契约书。

　　文物专家正研读并分类整理

　　罕见乾隆至民国地契手抄本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介绍,在这8000多份契约书中,比较珍贵的有很多,其中有一份自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茌平博陵尚德堂买卖土地的契约手抄本。

　　他告诉记者,这份手抄本跨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民国,长达近200年,全部为茌平博陵尚德堂买卖土地的契约书手抄本,这份契约书非常完整,从这份手抄本可以看出博陵尚德堂的兴衰发展,如此完整是十分罕见的,目前已精心装裱起来,将来契约博物馆开馆后,或许会作为镇馆之宝对外展出。

　　陈清义告诉记者,除了这份珍贵的手抄本,耗时二十多年搜集到的这8000多份契约书中,还有不少珍品。比如康德七年的一份地契。1934年,伪帝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伪帝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康德”成为溥仪在伪满洲国的第二个年号。

　　分家、过继都要“立字为据”

　　从整理出的契约书可以看出,自宋朝至民国,甚至解放后,遇到比较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字为据”。现在看来比较少见的写契约书的几种情况有:分家、过继和卖媳妇。

　　两位专家挑选出的一份1953年的分家契约书中提到,因居住不变,同叔父族人共同商议“拆居”(即分家)。契约书中明确写明分家后的财产分割情况,包括财产的详细情况,落款还写明家长和族人的姓名及立字日期。除了这份分家契约书,还有几份类似的,不同的是分割的财产不同。从中也可以看出分家人的生活状况。比较富有的,一般仅写明耕地、房屋、宅基的分割情况,比较贫穷的,则将几斗、几担粮食,甚至几副碗筷的分割情况都写在契约书里。

　　“现在很少需要分家了,所以这样的契约书或者合同书基本没有了。”两位专家告诉记者,和分家契约书一样,过继契约书也因为牵涉到财产分割,而需要“立字为据”。

　　陈清义馆长告诉记者,这些契约书中,还有一份卖媳妇的契约书,丈夫因生活贫困而将自己的妻子卖与别人。“从这份契约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的极度萧条,和女子地位的低下,以至于沦为买卖的商品,而连起码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