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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小伙“复活”聊城传统印刷技艺

发布:2014-9-2 10:09:36  来源:聊城新闻网  浏览次  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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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贺展示自己创制的泥活字。岳耀军 摄影

  “东昌作坊,书笔两行”,刻书印书与毛笔制作是清代东昌府最为发达的两大文化产业。随着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雕版印刷日渐式微,如今已经难得一见了。

  聊城有一名80后小伙叫陈贺,他从小酷爱雕刻与传统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的摸索和钻研,他制作的木雕版和泥活字,让一个个充满古典意韵的汉字在那一刷一印间跃然纸上,雕版印刷这项传统文化技艺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历史 明清时期,聊城木板书行曾闻名全国

  雕版印刷技艺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盛于明清。

  明清时期,聊城的印书业盛极一时,享有“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之美誉。当时的印书就是采用的木板雕刻印刷术。

  据史料记载,清代聊城集中了很多印书坊,较有名的有书业德、宝兴堂、有益堂、善成堂等。这些书坊属于前厅卖书,后室印书的作坊经营,印好的书主要销往山西及东北地区。当时在北方来说,聊城印书规模是很大的,是北方最大的坊刻印书中心。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图书出版事业”部分中说:“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

  清末刘鹗在其著作《老残游记》也曾有相关描述。“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

  聊城的木板书,除各家书店刷印的坊刻本以外,还有大量的“家刻本”,也叫做“家藏本”或“家塾本”。如清朝江苏巡抚傅绳勋的后人和杨氏海源阁等,都有家刻本。

  陈贺认为,聊城木板书行之所以闻名全国,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京杭运河带动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二是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书院林立、状元辈出、文人众多,物质基础的雄厚,文化发展的需求,刺激了木版书行的发展。

  比如东昌府区堂邑西北方向骆驼山一带的几个村子,印版雕刻已形成产业化,有专人写稿,有工匠雕刻,印好后有人将书页装订成册。

  可惜,曾经盛极一时的书坊,现如今已在我们身边销声匿迹。堂邑西南往日那繁忙的雕版工匠早已作古,只有摆放在博物馆里几部泛黄古书还在诉说着昔日的繁荣。

  结缘 高祖父的故事,让他对雕刻产生兴趣

  陈贺是一名80后小伙,平时热衷于聊城的传统历史文化,对雕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从初中开始,我就在橡皮上练习篆刻,因为喜欢,所以一直没有间断过。”陈贺说,参加工作后,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搞雕刻,后来又开始琢磨雕版印刷技艺。

  陈贺说,他的这些爱好与家庭影响有一定关系。因为他小的时候,常听爷爷讲高祖父的故事。

  陈贺的高祖父生活在清末东阿的一个小村庄。村子里盛产大枣,人们擅长制作熏枣。村里重视教育,出过很多庠生(古代学校称庠,故学生称庠生,为明清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庠生也就是秀才之意)。他高祖父平日里务农,在农闲时还参与印书业。

  陈贺的高祖父平时收集被刨掉的老枣树,把粗的主干部分拖到村口的水塘里泡起来。这样浸泡后,会使木性更加稳定,不易变形开裂。到农闲时,从水中取出木材,晾干后,就要请木匠解板。

  把圆树干锯成薄木板,从锯开的木板中去除开裂、有孔疤的次品,挑出优质的木板装车,运输到堂邑城西北一带的农村,那里有很多从事雕版的工匠。

  从东阿到堂邑,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要起早贪黑忙一整天。堂邑对雕版用木板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东阿的枣木板和冠县的梨木板,最受欢迎。

  卸下枣木板,再装上刻好的印刷版,转运到聊城最大的书庄——书业德。书业德业务繁忙时,高祖父就会帮几天忙。结算工钱时,书庄有时会赠他几本雕印的书籍。陈贺的曾祖父也从事过这项工作,可当时正值民国,政局不稳,加之书庄快速消亡,他们家人便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了。

  陈贺的父亲在原聊城手表厂工作,修表的同时也有刻章业务。陈贺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刻章,大学期间,又拜师学习篆刻。

  “我小时就听老人讲述关于印书的片言片语,但没有在意。直到参加工作后,接触聊城传统文化知识多了,才想到结合我的篆刻功底,把精力转移到传统印刷上来。”陈贺告诉记者,他搞木雕版印刷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复活”聊城的传统印刷技艺。

  打算 刻出三五千字,印制千字文、三字经

  雕刻木板是印刷的重要方式之一。制板的大致工序包括选板、写稿、上板、刻字等。

  一个不足一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刻着多个笔画,字刻完后,还要把多余的凸起部分剔除。可以想象,一块雕版,必是千刀万削,倾注刻工的很多心血。现在,雕版印刷因工艺复杂、费时费力而成为一种濒临灭绝的古老艺术。

  泥活字印刷是一项比较综合的手工技艺,涉及的相关技艺更多。历史上有记载以泥活字印书的,仅有毕昇,周必大、翟金生等几人,印出的泥活字书极少,能流传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以前,我在木板上刻一个字至少花费半小时,现在熟练了,也得花费10多分钟。”陈贺说,为了“复活”泥活字印刷技艺,他不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而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才逐步掌握其技巧。

  “比如用来刻字的澄泥,我在网上买了很多种,但都不太理想,最后我选择了黄河下游的红色胶泥。”陈贺说,在正方泥块上刻字,技术要求比篆刻更高。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泥的干湿度。泥太湿则粘刀,刻好的字易变形。泥干则太脆,刻的字残缺不全。只有干湿恰到好处时,刻的泥字才能出现很好的雕刻效果。

  另一难关是烧陶技艺。烧陶要掌握火候,温度太高,泥会融化失真,太低则硬度不够。在烧陶过程中,温度稍不合适,就会炸裂或变形,用心刻好的泥坯有很多成不了印刷用的活字,烧好的成品活字要用米汤煮,降低其吸水性。为了攻克这道难关,陈贺专门购买了一台小窑炉,经过反复实验,终于烧制成功。

  记者在陈贺家中看到,他制作的木雕版和泥活字印出的字体非常整齐、方正,散发出墨香。“现在只刻了一二百字,数量有些少,今后我计划刻出三五千字,那时就可以印制千字文、三字经等一些小册子了。”陈贺说,在现代社会,传统印刷技艺的实用价值已不大,取而代之的是工艺价值。不过,他仍希望能将这项聊城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技艺恢复、挖掘出来,传承下去。

  (记者 岳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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