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老人忆抗战：襁褓中的他被鬼子嬉笑着传来传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郝化民夫妇带着郝光赴河北大名县城留下此影。

　　郝光，1942年2月出生。受父亲郝化民参加抗战的影响，家人的经历也较为特殊。

　　在“跑扫荡”的路上，郝光身怀六甲的母亲摔伤。他一出生，左胳膊便是断裂的。

　　出生第三天，他不得不进行接骨治疗。

　　医生说，一个月之内，若没有敌人扫荡，孩子的胳膊就能愈合。在接骨第28天，他的伤胳膊抬了起来。第30天，他就被抱着“跑扫荡”。

　　1942年夏天，郝光又落入日军的魔掌。鬼子将他像玩具一样，嬉笑着传来传去。日本投降前夕，他跟随父母在抗战的烽火中颠沛流离，也成为抗战的“小小亲历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三岁半的他见证了国人庆祝胜利的喜悦。父母还特意带着他，照了一张合影，作为抗战胜利的纪念。

　　“跑扫荡”：母亲身怀六甲摔伤，他未出生胳膊断裂

　　如之前的该系列报道所述，1938年2月，师范毕业前夕，郝化民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筑先纵队独立团，正式开始抗战的道路。

　　在抗战中，郝化民多次历险，在日寇的细菌战中感染霍乱，九死一生只是其中之一。

　　据郝化民的儿子郝光介绍，大约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郝化民所在的部队，在敌后经常与日伪军遭遇。当时，敌我力量相当悬殊，我军斗争的方针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敌人进行扫荡，地方抗日武装和群众只能避其锋芒，采取转移躲避的战略。

　　经过巧妙的周旋，几次遇险均被我军化解，避免了与敌人正面冲突。

　　有一次，在馆陶县房寨村西南，筑先纵队独立团再次和日伪军相遇。日军骑着高头洋马，对我军展开追击。当时，乡村道路大都有我军和群众挖好的交通沟。交通沟将村与村连接起来，主要功能是阻挡敌人，掩护我军和群众转移。

　　在这次遭遇战中，郝化民他们在交通沟快速撤离，而日军的骑兵在后面追赶扫射，形势非常危险。千钧一发之时，日军的洋马因畏惧交通沟而停止不前，郝化民才幸运躲过一劫。那时正是麦收之后，郝化民一度在麦茬地匍匐前行，以致膝盖严重磨伤，露出骨头。

　　事发当天，郝化民的父母听说，在距其家不远的房寨村有八路军被打死。老人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危，遂安排郝化民的一个堂哥前去打探。“没发现尸体，化民没有死。”堂哥带回来的好消息，使两位老人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941年，在“跑扫荡”中，郝化民的妻子赵卫民不幸摔伤。当时，她已身怀六甲。1942年2月，郝光一出生，左胳膊便是断裂的。他出生第三天，老人为他请了乡村的接骨医生。

　　做了一番治疗后，医生说，如果一个月之内敌人不扫荡，在一个安稳的环境中疗伤，他断裂的胳膊便能愈合。若断臂受到颠簸，治疗就会前功尽弃。

　　在接骨第28天时，他的小胳膊竟然抬了起来。这说明断裂处已经愈合。

　　巧的是，在接骨的第30天，日寇真的发动了大扫荡。在“跑扫荡”中，刚刚满月的他继续承受颠簸之苦。庆幸的是，他的胳膊没有留下任何残疾。郝光对记者说，他的奶奶事后告诉别人：“这个孩子命大，苍天保佑。”

　　朦胧记忆：日寇“膏药旗”留在他的脑海中

　　在抗战时期，躲避日寇扫荡，俗称为“跑扫荡”，又叫“逃反”。

　　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俗称，如，俗称伪军是“二鬼子”，又叫“皇协军”。日军修建的炮楼，也叫“钉子”。我军去炸炮楼，就叫“拔钉子”。

　　炮楼周边挖出一圈深沟，圈起来一片土地，这就叫据点。

　　郝化民的老家馆陶县房寨镇南拐渠村就有一个据点。据点的炮楼上悬挂的日本国旗，被百姓称为“膏药旗”。每次进出村子，大人孩子都能看到“膏药旗”。

　　1945年抗战胜利时，郝光才3岁半，但是，村头的日寇“膏药旗”，却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之前更幼小时，他还经历了落入日军魔掌的遭遇。

　　1942年夏天，郝光的母亲生病了，抱着襁褓中的他去了河北大名县沙圪塔村姥姥家养病。这个村没有日军的据点，环境相对安稳。但是，该村七八里路之外就有一个日伪据点。

　　想不到，突然一天，该据点的日伪军对沙圪塔村进行大扫荡，村民都被集中赶到一个场院内。随着母亲在此养病的郝光，没能幸免，也由母亲抱着，被赶到了场院。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鬼子看到襁褓中的郝光，伸手就夺了过去。随后，几名鬼子嬉笑着，将他像玩具一样传来传去。看着身背枪支和刺刀的鬼子，郝光吓得号啕大哭。他的姥姥惊呆了，生怕孩子遭遇不测，苦苦哀求，抱回外孙，他才幸免于难。这次历险时，郝光仅有五六个月大。

　　历史见证：一张纪念抗战胜利的家人原照留存至今

　　郝化民是师范肄业生，当时算是有较高学历的文化人。

　　1944年五六月间，郝化民根据组织安排离开馆陶县抗日政府公安局，转任馆陶县抗日高小校长。那时的抗日高小是流动的，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学校配备武装，学生半军事化管理。

　　1944年下半年，馆陶县抗日高小转移至郝化民的老家一个废弃的寺院里。学校也经常在郝化民家中开会、授课。

　　当时，抗日高小只有两个班，师生不足百人。学生大都是成年人，一边读书，一边从事抗日活动。郝化民的妻子赵卫民便是这时上的抗日高小，并于1946年4月抗高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校当时唯一的女生党员。

　　日寇投降后，馆陶抗高毕业的学生，不少人随军南下。郝光对记者说，馆陶抗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不少成为党政军的领导者，其中不乏地专级、省部级高干。父亲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

　　1944年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日寇成了强弩之末。敌人在南拐渠村的据点虽已撤掉，但为防范日伪军扫荡，郝化民组织师生在自己家中挖了地道，地道直通村外。

　　家中开会、讲课，郝化民的母亲郝罗氏要常常迈着“小脚”站到房顶放哨。甚至在冬天，她站到院墙外大坑的冰面上关注敌情。后来，郝罗氏向孙子郝光讲起这段经历时说：“只要你爹在家，我就不能睡个安稳觉。”

　　地道挖好后，郝化民还带着师生进行躲藏演习。

　　非常巧，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一次演习中，弄假成真，他们刚刚躲藏进地道中，扫荡的日伪军便进了村，他们幸运地躲过一劫。在这次演习中，学生还把大量的抗日资料也转移到了地道，避免了损失。

　　在抗日高小的转移中，两三岁的郝光也跟随父母流动。

　　1945年8月15日，历经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馆陶县抗日高小，师生欢欣鼓舞。

　　在抗战中一次次历险，在细菌战中感染霍乱大难不死，面对到来的胜利，郝化民同样激动难抑。1945年8月下旬，他和妻子赵卫民带着儿子郝光专程从馆陶赶到大名县城，拍摄了一张合影纪念抗战胜利。照片中，三岁半的郝光穿了一条裙子，颇添了一丝喜庆。

　　对这张发黄的原照，郝光像传家宝一样保存至今。

　　(记者 林志彬 通讯员 刘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