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埔老兵：承认我抗战 就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人物档案：周绍英，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人，1926年10月生，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1945年参加西峡口战役。1947年秋于黄埔军校21期骑兵科毕业，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驻广州九十九军警卫

　　营。曾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1949年脱离军队回家务农。1952年秋参加教育工作，曾任小学、中学教员，1982年退休。1986年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1988年加入民革。

　　有那么一群老人，他们曾经是家国守卫的象征，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国家，在战场上英勇拼搏，只为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个和平温暖的家。当他们回到故乡，本该是受到尊敬，乐享生活，

　　却因为时也运也，一度蒙屈受冤。

　　战火硝烟，丹心报国，马革裹尸还——历史于我们，只是书本上、电视上的知识和回忆，于他们，确是实实在在的经历。

　　时光已经流转，真相也逐渐还原。他们随着夕阳远去，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笑脸，而不是遗憾。

　　应付日伪检查 曾学两年日语

　　1月22日，寒意料峭，晨雾中的鲁西大地，白霜覆盖下小麦绿意仍显。

　　临清市康庄镇双井村，一个前后两进的大院简单而整洁。院子里，它的主人、90岁的周绍英老人，正在等待一行人的到来。

        来客是华夏慈善基金志愿者和聊城晚报记者，受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华夏慈善基金主办，华夏保险承办的“致敬抗战老兵”大型公益活动委托，给老人送上2000元慰问金和慰问品。

　　下车，握手，寒暄，老人的一句话，令在场所有人唏嘘不已：“只要承认我抗战，就是对我莫大的安慰。”“抗战”，老人一句话，把思绪拽回到了70多年前。

　　那是1940年，山东已经是沦陷区。日寇铁蹄占了东北、踏过山海关，华北落入敌手。那一年，还未成年的周绍英，进入了一所表面上由日本人控制的“完小”学习。说是“完小”，其实也是中学，山东省第十九联中，这个学校有“真假”两个校长，而且教师拿两份工资。

　　“这所学校名义上被日伪政权控制，实际上被国民党抗日力量渗透。‘假’校长负责与日伪政权周旋，‘真’校长负责真正的教学工作，传播抗日思想。老师既从日本人那里领工资，国民党政权也给他们发饷。”周绍英回忆，当时为了应付日伪政权检查，他们还曾不得不学习了两年日语。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逐渐产生了抗日思想，并在随后加入了黄埔军校驻鲁干部训练部，简称“鲁干班”，主任是黄埔一期生、国民党名将李仙洲。

　　抗战最后一役 老人曾上战场

　　到了1943年，老人随鲁干班迁到了安徽阜阳。然而很快，平汉铁路就被日本人打通，阜阳四面受敌。无奈之下，鲁干班迁到湖北均县，与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合并。这里北隔汉水与河南毗连，西通陕西、四川，武当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1945年，尚未毕业的周绍英，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真正战斗。战斗来得很突然，即便是几十年后回忆往事，也能从老人的表情和语速中看出事态的紧急。那时战争胜负已定，日寇已是困兽犹斗。然而，垂死挣扎的日军在投降最后一刻，发动了豫陕边境西峡口战役。

　　西峡口战役， 是一场铭记于抗战史的战役。因为这是十四年抗战的最后一役，甚至直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公布投降诏书后，战役还在持续，直到8月19日日军才投降。

　　周绍英老人说，战役起自那年3月份。日本第十二军司令官，由河南纠集日伪兵力约五万人，于3月下旬向南阳老河口进行了一次闪击战。3月27日，115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攻占了老河口和机场。3月30日，攻占了河南南阳。坦克师团向西峡口地区推进，企图占领此处，沿鄂陕公路经丁和店、重阳店一举夺取西平，掐断鄂陕咽喉，进一步威胁西安。

         鏖战数月后，日军伤亡惨重。频临绝境的日军想从左翼渡汉水击其背后，夹击驻守此处的国民党85军和78军，实现其威胁西安的企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察觉后，从远处调兵已来不及，遂命令周绍英所在的黄埔军校八分校就地停课，迎战抗敌。

　　“李宗仁的命令下午传达，当晚十二点师生已经到达汉江沿岸，在青山港至三官殿一带布防，阻止敌人过江。”周绍英老人说，带着“既高兴又害怕”的心情，他被编为重机枪主射手，正面迎敌。“高兴”，是因为学有所用，终于迎来杀敌报国的一天;“害怕”，则是一个年轻人初上战场的本然。

　　阻止日军强渡 受李宗仁嘉奖

　　战争总是残酷的，但因为保家卫国，流血甚至牺牲也就有了崇高的意义。西峡口战役中，周绍英老人被编入了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第一区队。当时，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区队相当于排。他是第一班重机枪射手，使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经过反复操练，做过实弹射击，所以拿过来就能用。连夜行军到达阵地后，“学生兵们”马上开始建筑工事。因为迫击炮、重机枪是步兵重武器，不能放在阵地前沿，所以重机枪工事在第二线。将枪架入掩体，定好标尺装好子弹后，他和同学轮流值班，一小时一换班，紧握扳机，直盯对方。休息时也不离阵地，“只是在机枪掩体里边闭眼稍微休息”。

        “15天的战斗，下了14天的雨，那个苦啊，就别提了。”周绍英回忆，日军在15天里曾强渡8次，战况惨烈可想而知。敌军第一次强渡，区队长一声低叫：敌人开始渡江，准备听命射击。周绍英把标尺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待“打”的命令。这时候有数十名日军乘皮筏渡江，而此时我方阵地一片寂静。

         当数名日兵刚一登上南岸，我方信号弹腾空而起。周绍英老人颤抖的双手紧握扳机，250发一袋的子弹，反复三次扫射射向江中，随后第二袋第三袋继续射去。此时各大队的迫击炮炮弹像冰雹一样落入江中和江北岸，一霎时江北岸成了一片火海，敌人的枪声在强大火力压制下，不敢也不可能再支援前进的部队，就连后续部队也不敢前进了。

        就在他们为压制住敌人火力兴奋的时候，忽然发现阵地左下方有四个劈刺教官(劈刺教官就是专教学生进行劈刺的)，各率五名同学，手握刺刀步枪冲下山去，与上岸的日兵展开了肉搏战。为了掩护他们的安全，周绍英又开始向江北岸连续纵深扫射，使敌人根本没有还击的可能。十分钟后，四名劈刺教官各率五名同学全部回到阵地，只有几位同学被日军刺刀刺伤。此役他们活捉了四名战俘，将其交给了总队指挥部。

        15天过去了，部队前来接防，八分校师生陆续回到校本部，并受到了李宗仁的嘉奖。

　　文革曾受冲击 晚年生活安定

　　抗战结束后，周绍英随学校迁至西安，与黄埔军校七分校合并，后编入胡宗南部。周绍英被编入骑兵科，进行了系统训练。

　　日军已经投降，但战争的阴霾仍然笼罩。“厌战情绪浓厚，没有人愿意再去打仗。”周绍英说，1947年至1949年，他担任国民党第九十九军警卫营第一连连长，负责黄埔四期学生、林彪同学、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等国民党将官担任警卫工作。

　　解放战争中，周绍英成为上尉连长，随九十九军在长江南岸布防。“到了江防前线，我看到防御工事几乎是铜墙铁壁，加上长江天险，几乎不可能突破。”周绍英老人回忆，随着1949年解放军开始渡江，国民党军整师整团投诚，胡长清掏枪自杀，子弹射中左胸未死后仓皇奔逃至安徽宣城。

　　后来，周绍英老人随九十九军驻守广州，此时军舰已在黄埔港等候，随时开往台湾。与同学兼同乡商议后，他们决定脱离部队回家。这是一次惊险的“巧奔妙逃”。因为经常有人脱离部队，国民党军队对战士外出严加防范。周绍英老人和同乡借口去台湾后不方便，去广州城里买些日用品，并保证尽快返回。得到允许后，他们只穿着军装，藏着路费，什么都没带，悄悄进了广州城。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买了一身衣服，换下了军装，然后上了火车。害怕久未归队后，部队会派人到火车站抓，我们就趴在火车顶上，一直到了湖南。”老人回忆起那惊险的一幕，仍然不住感慨。在长沙，他在同学家住了一段时间，期间正赶上程潜率湖南省党政军要员起义投诚。

　　回到临清后，新中国已经成立。自此，周绍英老人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历史过往，他一直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在新政权里奉献着力量。因为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即使是“肃反”“整风”“反右”这样的运动，他也没受影响。

         然而，当是非混淆、正义被无知和野蛮掩埋的时候，周绍英遇到了堪比战场的严重冲击。文革中，“国民党员”“国民党军连长”“黄埔学生”“富农”的标签张张致命，他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抄家批斗，一家老小在院子里住了58天。儿子目睹父亲被批斗的惨状大受刺激，突发癫痫几十年未愈，近来情况才有好转。

　　好在历史不会永远糊涂下去。1981年，老人被平反，文革期间的结论被撤销，老人的名誉得以恢复。1986年，老人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并在1988年加入民革。如今，老人在家练练书法，前几年还和台湾的黄埔同学常通书信，“为祖国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