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体换肾失败供体卖肾钱被骗 “黑市卖肾”引发双重悲剧

　　医生常常对患者说：多喝水，多吃水果，有利于健康和康复。但是，尿毒症患者是个例外，他们须严格控制水、水果、坚果等的摄入量。

　　聊城80后小伙大生(化名)是一名尿毒症患者。6年来，他根本不存在小便的问题，也即没有自然排尿的情况。每天控制在一千克之内的饮水，他都是通过透析排出体外。

　　每周二、四、六，大生到聊城城区一医院做透析。除了透析的花费外，服用抗排异的药品是更大的支出。

　　悲剧发生在6年前。大生有一次换肾的经历，花去了40万元，但最后失败了。为此，家里至今负债累累。这个事件中，他的肾源供体——一名比他还小的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伙，也经历了自己的悲剧：失去了一个肾，自己仅获得了3000元。

　　这是“卖肾黑市”上的一个悲剧故事。

　　网上肾源

　　加入QQ群，陌生女子找上门

　　大生是家中的独子，原本被父母寄予很高的希望。

　　2009年春，他开始出现食欲不振、呕吐等症状。到医院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尿毒症。

　　对尿毒症患者来说，治疗的途径有两种：长期不间断透析;换肾。其中，换肾最大的问题是肾源的稀缺。

　　从今年开始，我国禁止死囚器官移植，此前这是一个重要的供体。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肾源供体只能是近亲属、临终器官捐赠者。

　　因为身体条件所限，大生的父母当时并不具备向儿子捐肾的条件。经过再三权衡，大生的父亲李先生救子心切，遂决定在“黑市”寻找肾源。

　　李先生之所以横下心来，是因为一个朋友董先生成功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初，董先生被查出患了尿毒症，经熟人介绍，他到了省立医院做配型，并备案以求适合的肾源供体。其间，董先生一边做透析治疗，一边等待肾源的到来。

　　两年后，好运眷顾了他。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死囚的器官是可以移植的。董先生的肾源便来自一名死囚的尸肾。成功换肾后，董先生至今没有出现异常，较为健康，而花费也较低，肾源加上手术费等，只花了两三万元。

　　但是，大生查出尿毒症时，肾源已经非常紧张，董先生幸运的一幕很难再现。大生同样可以等待尸肾或合法的器官捐赠，但机会非常小，等待也许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经人介绍，加入了一个QQ群。几番电话联系后，一名自称来自济南的女子来到聊城，了解大生的相关情况后，称等待合适的时机，可以为其提供肾源。最后，双方谈妥了价格，肾源、手术费用等总计40万元。

　　2009年秋天，这名女子给大生的父亲打来了电话，肾源有了。

　　随后，大生和其父亲、亲友一行5人，应约来到济南，在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见到了肾源供体。在该院，大生和这名供体同时做了相关检查，以确保供体的健康没有问题，双方能够实现配型。

　　检查的结果，是双方的蛋白质抗原识别位点有5个相同。这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据聊城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王进雪介绍，蛋白质抗原识别位点总计6个，从医学上看，受体、供体之间有半数以上的位点相同，即满足换肾所需的条件。

　　空壳医院

　　换肾手术结束，医院人去楼空

　　找到了能配型的肾源供体，下一步便是实施换肾手术。

　　可是器官买卖为法律所不容，这种非法的换肾手术，正规医院不做。

　　这时候，那名女子的“头头”现身了，在济南与大生、供体等人见了面。最后，根据其安排，大家前往鲁南一座城市，完成换肾手术。

　　途中，大生看着这名比自己还年轻的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伙，百感交集。他便问对方，为何要卖肾。对方开始比较抵触，不愿意说话，彼此熟悉后，这名小伙说，他是四川人，在广东工作，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被人催要。

　　据其介绍，他卖掉一个肾，可有4万元的回报。

　　汽车从济南出发，不到两个小时，来到鲁南这座城市时，已经到了晚上。途中，大生听到“头头”打电话联系做换肾手术的医院：“到了，你带着护士抓紧来。”

　　实施手术的这家医院是一所民营医院。前些年，大生还记得医院的名字，但现在已经忘记了。

　　当晚8点许，供肾的小伙被打了麻药。根据小伙的安排，“头头”将4万元现金，交给其随行的一名朋友。几乎同一时刻，大生被推进手术室。在手术室门口，大生往里看到，手术室较为简陋，主刀医生和护士遮掩得密不透风，看不出面孔。

　　大约两个小时后，供肾的小伙被推出手术室。此时，他的一个肾已经被摘取，正等待它的新主人——大生。随即，大生被推进手术室。在这一刻，父亲、亲友携带的40万元现金，交到了“头头”手中。

　　当晚不到12点，换肾手术结束，大生被推出手术室。大生的父亲李先生看到，仍然没有苏醒的儿子小便了。当时，他非常欣喜，这说明新换上的肾已经开始工作了。

　　但这份喜悦只维持了几个小时。

　　天亮后，这家“医院”已经人去楼空，工作人员仅有看大门的保卫，病号也只有大生和他的肾源供体。医生留给大生的，仅有两瓶用于术后治疗的液体，留给供体的只有一张写有医嘱的纸条。

　　后来，大生听父亲说，与他们接触的那名“头头”，是“黑肾”供应链的最底层人员。这个链条呈金字塔形，最顶层的人员负责收钱、联系做手术的医院、医生，中层人员负责在网络上联系受体、供体，最底层的人员才负责与双方见面接触。

　　悲剧收场

　　受体换肾失败，供体“卖肾钱”被骗

　　天亮后，大生开始高烧，一度烧到40℃，出现持续昏迷的症状。父亲一看情况不好，将大生紧急送到济南一家大型公立医院。

　　医院大夫一看，就明白是在“黑医院”刚做了换肾手术，因此不敢接收。后经多方沟通，大生开始接受正规的术后治疗。主治医生说，换肾手术后，每天输液剂量应在一万毫升左右，只有这样，新肾才能真正开始“工作”，进而保证其移植成活。但是，大生术后并没有这种跟进的治疗，已经错过了关键时期。

　　数日后，检查发现，大生的新肾已经变得非常肿大，这是一个不详的征兆。又过了几日，这个新移植的肾被判了“死刑”，已经完全坏死，必须立即摘除。

　　由于之前的40万元是亲友凑的，此时李先生再也拿不出给儿子做摘除手术的费用。无奈之下，李先生联系了那名女子，说明了儿子换肾失败的情况，以及无钱继续治疗的困难。

　　这名女子称，她是“下线人员”，在这起“交易”中获利一万元。“出于同情心”，她向李先生要了账户，并打入了一万元。

　　此后，这名女子以及其“上线”再也联系不上。

　　巨额的换肾支出，得到的却是伤痛。经历了数月的术后治疗，大生的生活又回到原点：日复一日的透析。

　　本想卖肾还债的那名小伙，遭遇也很悲惨。

　　等他早上醒来，帮他暂时保管4万元“卖肾钱”的朋友，已经没了踪影，只给他留下3000元。出于同情，大生的一名亲友留在了那所“黑医院”，照顾了这名小伙两天。朋友的伤害、术后的疼痛，小伙直称“后悔死了”。

　　“卖肾黑市”是一个怎样的利益链条，聊城破获的非法卖肾案件有哪些，非法卖肾疯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敬请关注本报近期报道。

　　（记者 林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