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南董绘画面临生存危机 全村竟仅剩两人坚守

　　10月16日上午，在茌平县城一小区，80岁的董友怀看着自家画室内刚刚完工的几幅古代人物画，怡然自得。

　　同样是在这一天，在茌平县杜郎口镇南董村的一个小院内，75岁的董兆生，也刚刚完成了一幅《十八罗汉图》的勾线画谱。

　　按辈分论，董兆生是董友环的侄子。作为同一个村子的两个人，他们还有着另外一层更志同道合的关系：南董村仅有的还在坚持创作中堂画的两个人。

　　晚清时期，被道光帝授为文林郎的董立元，是南董村第八世子弟，他善花鸟、工人物、精肖像，尤其是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形神俱备。一时与其他两位大家并列，有“崔字(崔班的字)杨虎(杨频的虎)董人物”之美誉。

　　也正是从他开始，南董人世代传承绘画技艺，曾几度形成“户户点染，人人丹青”的壮观景象，特别是中堂画最是炉火纯青、出类拔萃。

　　早年，每到春节，南董村家家户户赶集卖画，南董中堂画不仅在附近地区畅销，并且，还随着南董村人的脚步远销河南和湖北，也因此，南董中堂画名声远播。近几年，“南董绘画”“茌平剪纸”“平调秧歌”被茌平县申报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时过境迁，在董立元去世之后不过百余年，南董中堂画虽再现几次小高潮，但却也迅速走向寂寞：年轻人不愿再涉足这一领域，坚持创作的人就剩了两个老人，出类拔萃的画作也是越来越少。

　　从轰轰烈烈到归于平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简单地把市场萎缩归结为主要原因是否客观?作为一项市级非遗项目，它的重生需要哪些助力?我们的调查，就从这些问题中开始。

　　远销国内外 南董绘画曾经几度辉煌

董兆生在勾线。

　　至今让南董人津津乐道的，是当年南董绘画兴盛期，家家绘丹青外出去卖画的场景。尤其是到年底，人们习惯于买几幅条屏或中堂画，对南董村民来说，这样的机遇意味着，有时一天能卖几百上千幅。

　　“有的人家卖画，一年缴的税就抵一头牛”这是南董村村民对南董绘画曾经辉煌的一种活龙活现的回忆。同样，让董兆生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他曾一天卖出过三四百幅画。

　　传统的南董绘画，主要以工笔和鲜艳色彩为主要绘画手段，同时兼容历史上水墨丹青中国画的古法绘画技巧，作品大多古色古香，从而得到了上至官宦豪门下至黎民百姓的一致欢迎。多年间，南董绘画随市场需求而多有演变，不变的一个特点是，多人物绘像，且人物英睿逼真，其衣纹流畅生动，服饰图案精美绝伦。其中，《三仙炼丹》、《麻姑献寿》、《八仙》等当年董立元的代表作，多被临摹，也构成了南董中堂画的主体。

　　据聊城市文史研究会理事、茌平县政协文史科文史研究员刘本科考证，自董立元去世后，南董绘画的兴盛期，大体有这么几个阶段，曾形成举村绘画的动人场面，人们最有印象的一是清末民初，再是解放初期，三是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

　　如今已到晚年的董兆荣，是董立元的五代孙，他从祖辈手里学会了作画，从十几岁开始，就已经走南闯北卖画。他至今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去济南卖画的场景记忆犹新。那些年，每逢冬闲，他就用自行车驮了制作好的画作赶到济南。当时的中堂画十分畅销，他和同去的乡邻，一般都是白天骑车子去市场卖画，晚上就在客店里绘画。绘画的最简便办法就是，借助木板套印作画，有时一晚上就能绘制好几幅。更令董兆荣感到自豪的是，同样是卖画，南董村的画总是比别的画好卖，即使价钱贵一些。他在济南就曾经遇到一位老太太，指名道姓要买南董村的画。董兆荣回到客店，几分钟就给老太太画好了一幅竹子，尺幅不大的一幅画就能买上一元钱。

　　村民董兆兰记得很清楚，当时的南董绘画，曾经远销河北、山西、河南、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特别是南董的中堂画，迎合当时人们喜好色彩艳丽的心理，在色彩的运用上重浓重艳。赶上当时的销路好，常年作画的人也就多了起来，特别是每逢冬闲之时，更是老少男女齐上阵，以致将绘画当作了全村的一项重要产业。

　　在当年，南董有“两秋两麦”之说。意思是，全村的绘画收入相当于全村土地的总收入，村子也因此有了“小富董庄”的美称。

　　与“小富董庄”美称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好玩的说法——“假先生”。意思是，当时的南董村民外出卖画时，长袍短褂，收拾得干净漂亮，每个人都斯斯文文的样子，像教书先生一样，干着轻松体面的活计。

　　对这个说法的另外一种解读是，当时的许多南董村民，虽然能写能画，但很多人其实并不识字，他们的字和画，多是家中祖辈经年熏陶下的仿摹之作。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在那样的几个历史时期，南董绘画不乏精品，至今在南董村少数村民手里，还珍藏着祖辈的少量佳作。

　　26日上午，在南董村，董兆荣拿出自己珍藏的祖父董兴舜在1989年所画的一幅《古代八仙图》，当时的董兴舜已经85岁，但笔法严谨厚重，人物活灵活现。用董兆荣的话说，这幅画是要做传家宝的，“多少钱都不卖”。

　　开创新出路 大家董立元功不可没

董兆生展示当年作画时所用的套印木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绘画成为了南董村的一个产业，虽然，村民们打心里就并没有把绘画看作是一种产业。

　　绘画产业几度带给南董村民富足和体面，在村民心里，那是祖辈留给他们的家传手艺。但要说南董绘画起源何时，由何人开始，普遍的说法是，自始祖董月就开始了，而至第六世董继白，花鸟画就有了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他绘制的《牡丹条屏》，从章法布局、构线赋彩，到题字印章，都非常讲究。而至第七世董玉池，其绘画水平基本达到了成熟阶段，他尤工鞍马、山水、人物。至第八世董立元时，南董绘画已至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之境，特别是他的人物画，最是惟妙惟肖技艺精湛，时有“崔字杨虎董人物”之美誉。

　　这一点也是村民的公认。在他们看来，董立元把南董绘画提升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并给村里人开创了一个新出路。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董立元，才有了南董村后世之人世代习画的传统，以及南董村绘画技艺长期被世人所认知和推崇的社会荣誉。

　　在百度百科中，关于董立元的介绍，简短却内涵丰富：幼承祖传，精心研究画事。经曲阜衍圣公孔庆镕推举，赴京考取内阁供事。后调任束鹿县县丞、深泽县知县。他善花鸟，工人物，精肖像。所作半工半写，用笔流畅，怡静圆润，时人把他与书法家崔班、画虎名手杨频并列，有“崔字杨虎董人物”之说。由于绘画卓绝，被道光帝授为文林郎。

　　那么，董立元的画到底有多好?至今在村中流传的几个故事，或许可为佐证。

　　其中一则，是说他因为擅长绘人物，故而得到衍圣公孔庆镕的看重。

　　故事说，董立元和其弟弟曾在曲阜的东关开设了一家画铺，以卖画为生，这时的董立元绘画技艺已相对成熟，而且也有了一定名气。平日除画一些中堂轴子和花鸟虫鱼外，主要的是给人绘像。相对来说，人物像最难画，没有一定的绘画功底是不敢接活的，特别是多人物的组合像，更是最能考验一个画师的本领。而在当时，还没有照相这回事，人们便普遍喜好找人绘制人物像，董立元的买卖也就日益兴隆。

　　有一天，画铺里来了一个妇人，怀里抱着个小孩，让董立元给绘像，董立元就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客人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妇人却是孔府中人。等这妇人回府让众人看了画像，大家都觉得，真是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当时的衍圣公孔庆镕，便差人送帖子，将董立元邀请到了孔府。

　　衍圣公提出，让董立元为其画“全家福”像，董立元倒是应允了，但由于孔庆镕的妹妹是儒门闺秀，按过去孔府的礼仪，是不允许外人当面见的，那怎么能画“全家福”啊?

　　传说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孔庆镕就和董立元结拜了弟兄，这样一来，董立元就能以孔庆镕弟弟的身份见“妹妹”了。即便如此，相传董立元也不能直视孔府的大小姐，而是隔着珠帘，从侧面看了一眼小姐从门前匆匆走过时的身影。但董立元却据此完美地完成了孔庆镕交办的任务，不但画出了孔庆镕妹妹的真实面貌，而且还采取画其用手绢擦汗的细节，遮挡住了孔庆镕妹妹额边的“胎记”。也正是因为这幅画的成功，自此董立元便被孔庆镕留在了孔府，担任了奎文阁典籍。

　　关于这段故事，也有一说是，孔庆镕当时邀请董立元到孔府为其母亲画像，但其母亲有稍微的豁嘴缺陷，而董立元就画了老太太站在鱼缸前，用手轻轻捂嘴笑看孩童在那里观赏金鱼的场景。据村民董兆生说，这幅画，董立元曾拿回老家，好多人见过，当然，董立元拿回来的也许是仿制品。

　　此外，关于董立元，在不少地方还以讹传讹地流传着他“卖画葬母”等多个版本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说明他奉母至孝，画技之精，而据刘本科考证，真实的情况是，在母亲去世那一年，他恰好从当时的束鹿县县丞准备调任深泽县知县，还未上任就为母丁忧。而他自己，没等到三年守孝结束后再复职为官，也在老家不幸去世了。

　　不过，就是带给南董绘画深刻印记的这么一个人，如今在村子里却已经很难找到他的哪怕一幅作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作为董立元五代孙的董兆荣回忆说，“文革”时期，南董村大批的古画被烧毁，其中包括很多董立元的真迹。幸运的是，他家里就曾经珍藏着董立元的两幅画作，但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也以每幅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别人，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找到这两幅画的下落。

　　生存现危机 如今坚持作画的只剩两位老人

董兆荣介绍祖父85岁时所画的《八仙图》。

　　就在今年“十一”中华水上古城开街期间，村民董兆生作为南董绘画的非遗传承人，在古城现场连续几天挥毫泼墨，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不过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是，在如今的南董村，只有董友环和董兆生叔侄俩还在坚持绘画创作了。这其中，董兆生字画皆习，董友环以画见长。

　　在为南董村修订家谱时，刘本科综合多项资料考证发现，董立元去世时间在在1868年前后，也就是说，距今不过150年。

　　那么，几度辉煌的南董绘画，何以不过百余年，便从轰轰烈烈归于平寂?

　　在不少人看来，市场的需求变化是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董兆荣和董兆生等人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玻璃框架的中堂画和条屏等大行其道，相较而言，百姓对传统的纸质作品有所冷落，这直接导致南董绘画销路的大大减少。生产出来的画作不好卖了，村民的积极性大受影响。此后他们发现，外出打工一天的收入也比画画更高，也就更加对绘画失去了兴趣。

　　因为绘画市场逐渐式微，本来就是木匠的董兆荣也开始了自己的木匠生涯。董兆荣说，卖一天的画收入也就十几元，但是，做木匠活一天就能挣到五十多元，也因此，本来熟知绘画技巧的董兆荣放弃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绘画。董兆荣从一位南董绘画师转化成木匠，这也正是其他南董村画师逐渐在生活所迫下转化角色的缩影。

　　画作缺少变化也是作品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董兆荣和董兆生等人表示，在过去，因为绘画高手层出不穷，且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演变，久而久之，可以临摹的画作样本曾有成百上千种，不过“文革”期间，大量样本被强制烧毁，导致如今可临摹的样本数量大大减少。董友怀前一段时间专门对自己收藏的样本进行整理发现，样本只剩下70多种。样本的减少导致作品多有重复，百姓也因此渐渐失去了新鲜感。

　　而样本减少带来的生存危机，从更深层意义上也暴露出，以往那种靠临摹仿画的局限性。

　　实际上，历史上自董立元之后，也相续出现了不少绘画高手，董立元的两个兄弟因无画作传世，难以究考，但其二弟董立亨曾为孔府诗礼堂启事，想必也曾习画。据确凿线索考证，第九世董芝兰，曾任孔府画师多年，擅长人物花鸟，现存其《苏武牧羊》《花鸟条屏》等代表作。

　　董立元三弟之子第九世董长庆也擅长人物画，其墓碑曾说“善图画老而弥工”，其代表作《带子上朝》《天官》等最见功底深厚。

　　第十世董学敏也擅长花鸟虫鱼画，存于张海子村张宗元处的横幅《牡丹》，色彩鲜明，章法纯正。第十世董学曾的《双鹿》和《人物条屏》，笔法细腻，也被人推崇，前者存于董兆生处，后者存于董友环处。

　　第十一世董兴金，亦曾任孔府奎文阁典籍30余年，花鸟画出类拔萃，人物画亦惟妙惟肖，代表作《仕女蝴蝶》，不但所画侍女出神入化，而且采用淡墨层层烘染的蝴蝶羽翼更是毛茸茸活灵活现。第十一世董兴业是村上屈指可数的绘画大师，而且日军进中原之后他还坚持画，他的《白猿献桃》《禹王锁蛟》《大乔二乔》《团扇仕女》，都成为后世之人的临摹范本。其《八仙》《福禄寿》两幅中堂画，“文革”时因被族人董兴全放在了家中木床下面的横梁上才躲过一劫，而1989年前后董兴全担心保存不好，又转给侄子董友环保存，今日看，应该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南董中堂画代表作了。

　　而在近年来，南董绘画的则更多的是临摹先人作品，缺少原创。其具体做法，一般就是根据前辈的画作，先进行复写般的勾线画谱，然后再仿影上色。勾线先是细致，熟练后就只勾大致轮廓，甚而直接仿影上色。为加快作品的绘制速度，人们后来又变原来的复制勾线，为局部采用木板套印，特别是对衣褶较多、头像复杂等细节繁琐之处，都采用了木板套印的办法处理，这就大大缩短了绘制时间。在当时产业兴盛的那段时期，这样做法能大大增加作品数量，但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过于遵循先人而创新性不足。

　　期待再振兴 高水平传统画作依然有市场

董友怀在作画。

　　村中习画的人少了，坚持创作的人少了，但让人欣慰的是，村民对于绘画的情结仍在。

　　很多家庭还收藏着过去或今人的一些画作，在村外田野中的新旧墓碑上，总会看到不少注明其人擅长丹青的字眼。在好多人家，至今还存有画笔、木板等绘画用具等，仍能让人感受到南董村作为绘画之乡的那种特殊氛围。

　　16日中午，看着以前的几幅《八仙图》，已经多年不动画笔的董兆荣说：“给我三天时间，还能画个差不多，毕竟家传手艺还在。”

　　实际上，为了重新振兴南董绘画，当地曾经两次举办培训班，学员不但注重写谱和仿影，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进行独立创作。只是，受现实种种局限制约，如今的南董绘画，已难以重现当年“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盛况。

　　接受采访时，不少村民提起这件事，都唏嘘不已，在他们看来，老祖宗的手艺，尤其是作为一项非遗项目，不该在这代人手中毁掉。

　　董友怀说，这几年，不少人又对传统的书画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不少画作，如今也颇为抢手。更有人曾经多次来到村子里，想找以前祖辈的画作，甚至不惜高价购买，可见，对于高水平的传统画作来说，市场依然存在。这也给村民带来了一个启示：好的东西，还是有人要的。如果想振兴这门手艺，还是要在提升自身功力上做文章。

　　举个例子，村中人以前常画的中堂画《八仙图》，因为样本的不同和创作者功力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差异，在汉钟离的胡须以及铁拐李的手臂肌肉等细节处理上，尤其能看出区别，可以说，每个村民心中都有自己的《八仙图》，但真正让大家一致叫好的作品，还是祖先留下的几幅画作。

　　在村民们看来，如何重现南董绘画的辉煌，如何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这不仅仅是当地有关部门的课题，也成为每个南董村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记者 赵宗锋 于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