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傅斯年其人其事在聊城破题
“聊城出版了大陆第一本研究傅斯年的专著，召开了全国首次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并成立傅斯年研究会、建立傅斯年陈列馆，可以说大陆研究傅斯年的工作，很多都是在聊城破题。”8月23日，傅斯年族侄、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副秘书长傅乐铜说。
出版大陆首本
研究傅斯年专著
1990年底，全国政协要出一本有关傅斯年的专著，任务通过山东省政协文史委、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安排给傅乐铜。
“当时聊城师范学院(聊城大学)已成立傅斯年研究所，有很多人研究傅斯年，并撰写了大量学术性文章，他们对出书一事儿非常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傅乐铜回忆说。
当时，聊城有关傅斯年的照片很少，省政协文史委要一张傅斯年等6人促进重庆谈判的照片，傅乐铜就自掏腰包去南京第二档案馆查找，他还找到傅斯年给胡适的一封信。
1991年8月，山东省政协文史委、聊城地区政协工委、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出版了大陆首册研究傅斯年的专著《傅斯年》，中国著名学者邓广铭、杨向奎、王利器、杨志玖、傅振伦等先生分别写出专门纪念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王利器先生为了纪念傅斯年先师，在最短时间写出了两篇文章《六同求学前后》、《文学古训辩证》，第二篇文章更是内容宏丰、思维精微，且申明规模傅斯年先生《性命古训辩证》而作，其意更是深远。
北大史学教授邓广铭先生在《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指出：“傅先生做事、做学问气魄大得很，眼光也远得很，可以说中国没有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针对改革前大陆对傅斯年先生所泼不实之词也专门讲道：“没有傅斯年，就没有李济、董作宾，没有李济、董作宾，就没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
著名方志专家傅振伦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傅斯年》回忆文章中讲道：“抗战胜利后，在敌伪所办的‘伪北大’任事的容庚来重庆活动，往访傅斯年，傅斯年大骂‘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第二天《新民报》刊登此事，标题是：傅斯年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两位书法大家
为专著题写书名
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书名题词有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世纪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一个是当代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蒋维崧，这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傅乐铜说，书稿完成后想请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词，邀请信发出后却听人说，沙孟海先生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对求字之人一律拒之门外，于是他们就改请山东书法家蒋维崧题写书名。
“蒋维崧在山东，离咱聊城近，题写的书名很快寄来了，可随后沙孟海的题字也寄来了，因为沙孟海听说要给纪念傅斯年的专著题写书名，接到信后当场就写了。”傅乐铜说。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对我国现代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尤其是他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他曾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六参政员飞抵延安，促成了重庆谈判;广州中山大学、北大、台大、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均倾注了傅斯年先生对教育的一腔热血。
无论学术贡献还是社会活动，傅斯年先生在我国现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1991年8月《傅斯年》一书出版后，立即引发了全国学界对傅斯年的研究热潮。傅乐铜专门将《傅斯年》一书寄送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先生。
程思远对《傅斯年》一书给予高度评价，来信指出：“乐铜同志：大涵与傅斯年一书均已收到。此书内容极为丰富，读后犹见傅老，声音笑貌，跃然纸上，感人至深，于此可见，无以报德，谨涵道谢。”
举办首次全国
傅斯年学术研讨会
“在筹备出版傅斯年专著期间，在聊城原政协工委(市政协)、聊城师范学院(聊城大学)牵头下，1991年元月傅斯年研究会成立，会长由历届聊城政协主席兼任。”傅乐铜说。
聊城傅斯年研究会成立后，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更加深入，促进了全国学界对民国时期历史与人物的广泛研究。
1991年9月，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在聊城东昌宾馆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傅斯年学术研讨会，著名学者季羡林、张政烺、王利器、何兹全、杨志玖等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几位老学者是乘坐一辆破旧的面包回的北京，最后季羡林先生把他们一位位送回家，80多岁的张政烺下车时双腿都不会走路了。后来老先生的弟子多次质问我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几位老先生。”8月23日，回忆起往事傅乐铜哽咽着，眼泪流了出来。
傅乐铜说，全国首次傅斯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打破思想僵化、正视历史，推动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推进学界对傅斯年学术思想、生平事迹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重大作用。
1993年，聊城决定成立“傅斯年陈列馆”，1994年程思远专门为傅斯年陈列馆寄来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先生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了匾额。随后，聊城又多次举办了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如“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研讨会”、“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等，傅斯年研究会成员曾多批次赴台湾参加台湾相关单位举办的纪念傅斯年先生的相关会议。
聊城陆续出版了傅斯年专著十余部，并把“文革”中惨遭破坏的清代第一位状元、康熙的老师傅以渐陵园石刻文物从异地路桥上回拆到原址修复……
20多年来，聊城傅斯年研究会的工作成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科研机构的极大关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耿云志：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读书人的楷模
耿云志
“山东自古出圣贤，聊城出了傅斯年，这是聊城的骄傲，是聊城文化的亮点。这些年聊城举办的关于傅斯年的文化活动，我差不多每次都参加了，总的来说，在我心目中，傅斯年先生是中国近代读书人的楷模，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8月23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耿云志在“傅斯年与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上说。
他是一个能博能精的学者
耿云志说：“傅斯年首先是个学者，是个能博能精的学者，是学术界的典范。
能博是指他读书多，知识渊博，通古今，融中外。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候,有位朱蓬仙教授,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
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着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元培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
傅斯年也颇能了解外国的学问，特别是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他在读书时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对外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和取得的成就颇有了解。傅斯年后留学欧洲各知名大学，学过多种学科。对德国学者朗克的历史语言考证之学尤为熟悉且有心得。后来创建第一个文科研究所、真正专门学术的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一个证明。
耿云志说，傅斯年的“精”主要体现在他的古史研究，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听邓广铭先生说傅斯年先生著作不多，但是篇篇都是精品。我对古史没有研究，但是我相信邓广铭先生的话。确实，傅斯年先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作学术组织工作。虽然著述不多，但每有所著作，皆为精品。胡适写《说儒》一文，五万多字的一篇文章，多处借鉴傅斯年的研究。”
他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发动机
耿云志说，傅斯年特别有办事能力和组织才华，他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教育发展的一个发动机。胡适多次讲，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几位年轻人在《新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想比他们的老师还要成熟。
傅斯年对人才培养高度负责的精神。有一个事例，据一个前中研院史语所的一位前辈回忆说，他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史语所工作，当报到进见所长傅先生时，带了他自己写得两篇文稿给傅先生看。傅先生对文章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告诉他说：“你至少两年内不要写文章。”这就是高标准、严要求，因为他的积累还不到写论文的程度，需要扎实努力，至少再做两年苦工，才可以写论文。
耿云志说：“现在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发表文章，与我们现在对年轻人的要求比较一下看，哪一种是真正培养人才，哪一种是急功近利，岂不很清楚吗?”
傅斯年执掌的史语所是人才辈出，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在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先生约见时，黄先生谈到戊戌变法的研究，在没有看到故宫原始材料的时候，就择发出康有为奏折中的许多错误，认为奏折是伪造的。
他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
耿云志说，他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这一点是大家熟知的。如五四运动，他是策划者、发起者和领导者;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他写作《东北史纲》;华北事变即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日本的华北自治，要把华北变向变为殖民地，北平市长肖振赢要妥协投降，傅斯年当面指责北平市长肖振赢，被王世杰称赞为北方人心的一座长城。
“我这里再补说一个例子，傅斯年内心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非常深厚，他的儿子叫傅仁轨。原来是有典故的，他很崇敬唐代率兵在朝鲜歼灭日本侵略者的将军刘仁轨。故以此命名它的儿子。可见他的国家民族之情之深厚。”耿云志说。
他嫉恶如仇，有士人气节
耿云志说，抗战时期，他屡次上书揭发孔祥熙家族的腐败，要求孔氏下台，并吐出赃物。此事惊动朝野，蒋介石与孔祥熙是连襟关系，倚重孔祥熙，不肯舍弃，所以朋友纷纷劝诫傅斯年不要硬干，包括他尊敬信赖的胡适先生，也给傅斯年写信，要其抗战时期稳定团结，而傅斯年终不妥协。事后，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明，他这样做，是自己身为读书人，不能上战场杀敌，遇此类害国害民之事，不能不以士之气节自勉，与之奋争。
另一个事例是，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时，胡适暂未归国，他出任代理校长，明确宣布，凡是任过伪北大教员等伪职者，一概不许进北大。此事议论纷纷，因为一些人确有学问，特别是关于周作人的聘用问题，曾有多人出面与傅斯年争论。俞平伯写一篇“十六文”替周作人说情，傅先生毫不让步。他认为这是关乎民族大义，是关乎士人气节问题，决不能丝毫假借。可见是非之心、爱憎之心非常分明。
（记者 孙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