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加入儿童团 聊城小小“情报员”险与日军擦肩

今年82岁的杨兆典老人为纪者讲述抗战故事。 记者 申东方 摄

　　亲身经历

　　让他痛恨日军

　　1934年，杨兆典出生于济宁市汶上县军屯乡北留庄，后随母亲回到了肥城市孙伯乡的外祖父家中。

　　杨兆典的大舅许梅村，在当时任泰西县大队长，他的两把盒子枪用的出神入化。后来曾任泰西县县委书记的邹靖国叛变，成为鬼子在泰安的剿共大队长，曾十八次带领日伪军围捕许梅村，但均未成功。

　　杨兆典第一次见到日军，是他三、四岁的时候，他躲在蚊帐后面，看到两个扛着枪的日军进了他家。他回忆，日军刚来的时候，还装出一副伪善的嘴脸，给他撒糖果。不过，当时年幼的杨兆典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因为他姑姑的嫁妆就是被他们抢光的。

　　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许多暴行，杨兆典都亲眼目睹过。一次一位姓王的村民刚从城里卖完农产品回村，就被日军盯上了。日本人喊他，他放下担子就往家里跑，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杨兆典印象很深，那位村民倒地的位置，离他自己的家不过百十米。“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鬼子杀人眼都不眨，比杀鸡都容易。”杨兆典说。

　　杨兆典还说，当时村子里的姑娘们，都把辫子剪了，还用锅灰抹脸，抹得“像鬼一样”。村子整日都有日军站岗，村民路过时，必须要给他们鞠躬。如果没有鞠躬，就会遭到殴打。

　　回忆起日军的暴行，苏凤景老人仍然难以释怀。苏凤景的丈夫王信荣，老家和杨兆典家相距不远。王信荣的父亲王振廷参加八路军抗日，后因汉奸出卖，王振廷在作战时不幸被日军杀害。苏凤景回忆，公公遇害后过了好几天，丈夫才被通知去领尸体，依靠王振廷腰上的皮带才将尸体辨认出来。

　　加入儿童团

　　他立过功，也遇过险

　　外祖父与大舅的言传身教，对日军暴行的痛恨，促使杨兆典小小年纪便立志参加革命。可由于年纪太小，他只能加入抗日儿童团，执行一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的任务。不过杨兆典很机灵，总是能把任务出色地完成。

　　杨兆典说，当时传递情报的信，叠得都非常巧妙，如果有人曾擅自拆开，情报员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已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将情报成功送达给情报员，最远的一次送信，杨兆典跑了二十多里。

　　作为儿童团员，杨兆典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挖过地雷坑，曾为村子站岗放哨，也曾为八路军筹集钢铁，还曾多次扳倒山上的信息树为八路军提供情报。

　　有一次，泰西县第一区队事先得到情报，准备埋伏在孙伯乡大石桥村附近的杨家林，伏击将要路过的警察所所长一行。杨兆典刚把烙好的油饼送到，战士们便每人抓起一张跑步上路了。当晚，杨兆典得知，这场战斗大获全胜，十余名敌人被全歼，警察所长更是死在孙伯村的井里。第二天，当鬼子将警察所长的尸体打捞上来时，在孙伯村上学的杨兆典恰好路过。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因为这辉煌的战果中，也有他一份功劳。

　　杨兆典也曾遇到过险情。1941年春天，杨兆典为两个情报员送饭后，正要回村，听到东边响起枪声，原来不远处一队日军与八路军正在交火。7岁的孩子第一次见到八路和鬼子打仗，难免十分兴奋，杨兆典看得忘了离开。这时三名骑马的人经过，冲他大喊：“你是谁家的孩子?不要命了吗?赶快回家去!”杨兆典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跑回村子。现在想起，他深深后怕：“如果当时被鬼子发现就危险了!”

　　1950年，杨兆典只身一人，背着一床铺盖卷来到聊城投奔亲戚,最后在聊城市电业局工作直至退休。65年后的今天，老人已有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见习记者 申东方)